天寶元年，李白游東岳，作《游泰山六首》（組詩題一作《天寶元年四月從故御道上泰山》）。1200余年后，英國漢學家阿瑟·韋利（1889—1966）將這組詩譯為英文，在他看來，組詩充滿了東方的想象——有王母池、天門關，有綠衣童子與方瞳神仙，有白鹿拉著云車，有向往“長生”的理念，亦有無緣長生的悵惘。韋利將李白的人生際遇與對詩篇的闡釋寫成《李白的詩歌與生平》，介紹給西方讀者。這也是海外中國古代詩人研究中較為重要的作品。近百年來，中國詩歌里的動人篇章，不斷被漢學家們以跨文化的方式重新吟唱。

由葉嘉瑩任主編、陳斐任執行主編的“域外詩譚：海外漢學家中國古代詩人研究譯叢”，日前由華文出版社出版。該叢書如同一座橋梁，將海外漢學界對中國古代詩人的研究與書寫，化作一場融通古今中外文明的對話。叢書已出版的第一批書籍包括李白、孟浩然、白居易、辛棄疾、楊萬里五位詩人的研究專著共五種，其中《白居易的生平與時代》與《李白的詩歌與生平》分別于1949年與1950年首次刊印出版，作者韋利精通包括漢語、滿語、梵語與日語在內的多種東方語言，被《不列顛百科全書》譽為“20世紀前半個世紀中的最杰出的東方學家”。余下三本是加拿大漢學家施吉瑞的《楊萬里的詩歌》（1976）、美國漢學家柯睿的《孟浩然》（1981）及旅美學者連心達的《狂與傲：辛棄疾詞中的自我表達》（1999），分別是英語世界中的第一本楊萬里、孟浩然及辛棄疾研究專著。

五部專著雖然創作出版的時間不同，但綜而觀之，或可體察西方學界對中國詩人的書寫方式與整體認知。

◆　文學史之外的視野

作為20世紀早期的漢學家，韋利某種程度上沿襲了在此之前的海外中國文學譯介傳統。這種傳統，或可溯源至19世紀傳教士郭實臘等人。他們以中國詩人為楔子，對中國文化作圖景式的概述，引起西方讀者對中國歷史、宗教、藝術的興趣，并通過詩人仕宦生涯的波瀾起伏，管窺古代中國的政治與社會形態。這一時期，海外中國文學史的編撰與寫作、古典文學的譯介等，都秉持“大文化”的視野，書寫內容超過文學的外延。

這種思路具體到詩人個體研究，則體現在介紹詩人作品之余，將其身世與時代特征相互關聯。在韋利筆下，李白、白居易不僅是詩人，還是唐代社會與唐代文化史中的人物。早期西方對中國的觀感在封閉陌生與古老神秘之間徘徊，中國詩人對海外讀者而言較為陌生，更毋論詩歌發生的歷史背景與文化形態。因此，韋利秉持文化普及的理念，在書寫文學史的同時，擴展至社會生活及宗教思想的書寫——他向并不熟悉道教的西方讀者介紹李白的長生思想及煉丹術由來；他書寫白居易的江州生活時，專門介紹慧遠和尚與東林寺，并討論大乘佛教思想在中國的傳播情況。書中許多在中國讀者看來的“閑筆”，正是闡釋學意義上“視域融合”的體現，它們不受當下嚴格學科劃分的限制，對域外讀者了解中國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李白、白居易、孟浩然、蘇軾等古代文學家被譯介到西方的同時，中國文化也逐漸被西方讀者所知曉。

歐美海外漢學研究者對中國詩人的譯介還注重傳記研究與文學闡釋的結合，即以詩人歷時性生活軌跡為序，選擇部分詩歌進行深度分析。以叢書中的《孟浩然》為例，孟浩然所處的歷史時代與人文環境是其書寫要點。作者柯睿以中古文學與中古道教為研究重心，傾注筆力，將孟浩然的詩歌置于盛唐時期的襄陽及其旅居之處的背景中予以考察，輔以道教、佛教對其詩歌影響的描摹，以期全面再現孟浩然及其所生活時代的地理、歷史、人文環境特征。

叢書中，《楊萬里的詩歌》與其他幾本有所不同，不是按照時序講述作家一生，而是按照詩歌主題介紹詩人作品及靈感來源，將其詩歌劃分為“活法”“虛幻與現實”“人世間”“自然界”“擺脫哀怨”幾類，并關注楊萬里詩歌與同時期文化現象之間的聯系。

◆　超越時空的價值

叢書所選的海外中國古代詩人研究書籍自初次出版至今，已逾幾十載。筆者以為，對當下學界而言，它們依然具有價值。

首先，古詩翻譯在中國文學的對外傳播中一直是難點，系統且完備的譯本意義重大。該叢書所選取的譯本，結構完善，已非早期零散式的翻譯，而是系統化的文本。以《白居易的生平與時代》為例，韋利先后翻譯了白居易的詩歌108首，不僅數量眾多、體例完備，翻譯技巧也有所創新——以伸縮律（sprung　　rhythm，一種以說話節奏為基礎的英詩格律）翻譯中國古代詩歌，利于擴大中國古典詩詞的西方受眾群體。論及漢詩翻譯時，韋利介紹了中國古典文藝作品中“意象”的重要性。這一概念的譯介，對西方意象派詩歌的創作產生了積極影響。在書中，韋利還翻譯了具有文論思想的散文，如白居易的《與元九書》，以此向西方學界及普通讀者闡釋中國古代詩歌理論。這些譯文，對我們當下準確與通達地對外翻譯中國古代詩歌與相關理論，仍具有參考價值。

其次，與中國學者相比，漢學家們具有天然的、迥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批評傳統，這使得他們更容易提出中國學者此前未曾關注過的問題。例如，在《楊萬里的詩歌》一書中，加拿大學者施吉瑞在探討禪宗美學對楊萬里詩歌的影響時，除了以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禪宗術語來解釋“活法”（the　　live　　method）之外，還以西方學術思想來看待中國詩人與詩學，形成對楊萬里詩歌價值的再認識——反傳統、虛幻、頓悟、幽默和俗語等元素，不知是否會被宋代評論家納入“活法”的范疇之內，但憑借這些要素，楊萬里至少可以防止他的詩歌陷入二元論的“死法”中，從而使詩歌不斷運動與變化。擁有雙重文化背景的華人學者，在研究中國古典詩詞時往往也能另辟新章。以《狂與傲：辛棄疾詞中的自我表達》為例，與國內辛棄疾研究高度關注其愛國思想不同，作者連心達認為，不該將愛國思想視為辛棄疾詞作的邏輯主線，因為“狂”與“傲”才是其美學的重要指征，也是其人格的重要面向——這是辛棄疾的個性使然，是一種在溫柔敦厚詩教傳統下的桀驁不馴。因此，連心達認為，辛棄疾的詞作是自我情感的噴薄外化，而并非僅僅是中國“詩言志”的傳統延續。連心達的書僅有四章，卻給人諸多啟迪，它跳出了中國的傳統學術語境，對研究對象沒有過多的情感投射，讓研究重心重回詩歌文本本身。

再次，擇優翻譯海外漢學的優秀研究成果，便于我們更好地與域外進行溝通。18世紀，法國學者伏爾泰首次提出“世界文學”的概念。大航海時代開啟后，中國文學被海外各國翻譯成不同語言，成為“世界文學”中一種。了解作為世界文學的中國文學在外國文化語境中如何被闡釋、傳播與接受，利于發掘我們的文化傳統中易于被更多人接受的一面。中國古代詩歌何以動人？或許對外國讀者而言，詩歌背后詩學理念與情感體驗的互通最為關鍵——中國古典詩歌不將山水視為可征服的對象，而是從山水中找到慰藉；困頓、老病、人生無常等中國古典詩歌常見的命題，展現的是人類共同的困境。這些詩歌中人類共通的情感、困惑與期許，讓文本超越時空、跨越國度，不斷地引發各國讀者的共鳴。

◆　“以異域之眼觀我”

這套研究中國古代詩人與詩歌的叢書，來自不同的文化和語境，自然而然令其觀照中國詩歌的視角對中國讀者而言產生了一定的陌生感。這種陌生感增添了閱讀的趣味性——韋利覺得《子虛賦》的奇幻名物，只會出現在《愛麗絲夢游仙境》中，而《琵琶行》的“天涯淪落”之感，與西方悲劇美學相通；施吉瑞認為楊萬里的《插秧歌》通過“兜鍪”（古代打仗用的頭盔）、“甲”（盔甲）等詞匯對農民和農村生活做了理想化的描述，但他筆下所描繪的又并非西方文學中的“巨人”……這些帶著西方文化視角的漢學研究作品，曾為當年的外國讀者打開了一扇觀察東方世界的門，現在轉譯成中文，同樣會為中國讀者洞開一扇觀察西方文化的門。

一位國外的東方學研究學者曾有過這樣的論斷：“一切文化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沒有任何文化是孤立單純的。”筆者以為，這句話，一方面是指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具有相互觀照與闡釋的可能，另一方面是指文化本身就蘊含人類共通的情感與價值追求。將海外漢學研究作品尤其是中國古代詩歌研究著作譯介至中國，既可為當代文藝研究提供有益啟示——回歸文本本身，而不是用結構主義等理論與方法代替中國古代文論，又可在更大范圍內尋求文化的共鳴。

“海外漢學家中國古代詩人研究譯叢”出版的深層意義，就在于構建了“以異域之眼觀我”的認知框架。這一框架，不僅可以為國內打開學術視野，更能照見海外對中國古典詩歌的新發現，照見中國古典文學的世界價值。

“海外漢學家中國古代詩人研究譯叢”是葉嘉瑩教授生前主編的最后一套叢書，先生已逝，而中國詩歌的海外知音代有其人。文化差異使世界瑰麗多奇，也讓世界時有干戈。詩歌與遠方，是共同映照所有民族的一輪明月。當人們向遠方眺望之際，便可發現，月光掠過多種語言的韻腳，拂過詩歌的帆。

（原載《光明日報》，作者為司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