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禾安天下》，讓我感到驚喜，書的內容和裝幀都自成風格，如果借“題”發揮，則均可稱“嘉穗飽滿”。這部精裝圓脊的書，封面顏色沉靜又耀眼，是陽光、稻穗和泥土的顏色，大氣有內涵。上邊的布紋燙金手寫體“禾安天下”幾個大字，會映現不同的光線反射效果，明暗相襯，傳遞出一種歷史懷想和題旨穿透。

《禾安天下》講的是農業的事情，吃飯的事情。作者李桂平以文化追尋的方式，來打量出現在兩宋的“曾氏農書”——江西人曾安止的《禾譜》及其侄孫曾之謹的《農器譜》。本書還原了宋代吉泰盆地的農耕文明，追溯了江西稻作文化起源，探討了廬陵文化中重農憫農、耕讀傳家的精神內核，并強調“把飯碗端在自己手里”的時代意義。

作者把“禾”字秘藏于心底。在農民心里，“禾”是果腹實物；在詩人眼里，“禾”是文學意象；在學者胸中，“禾”是歷史本真。因此，本書既有科學視點和文學意味，又有歷史照度和思考洞察。它將科技和文學相結合——書寫澄澈，善引典籍，旁涉深廣，激勵志節；經得起咀嚼——以信史作為依據，凡轉錄必問源流，細節推敲，極重來處。

作者深耕農業領域數十年，長期扎根基層，了解農村，熟悉農業。同時，本書是在以多維觀照方式考查了中國古代社會發展、歷史興衰規律的基礎上，對所寫對象展開了學理化探究，搜集了“曾氏農書”的傳播與影響，包括與其產生過聯系的名家手筆或軼聞，如蘇軾、陸游、周必大，以及他們的詩文題贈等，使幾近消失的農學家屐痕，重現于《禾安天下》的字里行間，讓那些文豪再次浮槎而來，相聚于另一種形態的時空之內。

廬陵是一個融歷史、地理和文化于一身的概念，由于優越的地理條件和深厚的文化基礎，“嘉禾之地”才可能誕生曾氏家族和“曾氏農書”。書中講述了蘇東坡、蘇轍兩兄弟和曾安止、曾安強兩兄弟書信往來的事，摘了《蘇子瞻與安止公書》的片段：“軾啟：再辱寵臨，得數奉余論，感深慰矣。領手教，且審起居佳勝。只今解舟，無緣往別，惆悵不已軾再拜”。信是蘇軾到曾安止當縣令的彭澤后寫下的。

為一家人生計，為天下人生計，他們或許會談怎么種禾，種什么品種，禾怎么長出谷來，怎么才會有好收成，讓一家人吃飽飯。即使是虛構，作者的筆鋒也始終指著“禾安天下”，指著“嘉穗飽滿，萬方清寧”。

蘇軾再貶惠州途經泰和，船過禾水之際，他還去見了因眼疾致仕回家的曾安止。兩人相見，蘇東坡讀到了其所著《禾譜》，并且評價此書“文既溫雅，事亦詳實”，還因“不譜農器也”，表達了一種遺憾，甚至作《秧馬歌》相贈，戲稱“不知自有木駃騠”。蘇軾年過六旬被貶儋州，留下了東坡村、東坡井、東坡田等，全是農事。

作者在序中，直白地闡釋了何為農業：“農業就是為人類繁衍作出的努力。”繁衍的要義就是生命延續，是飯碗必須端在自己手上的問題，那是可以上升到攸關民族存亡、政權安危那樣一種等級的敘事。“禾安天下”——包含了我們這個民族延續的核心理念，指向了中華文明生生不息之最重要的物質基礎，描繪了“嘉穗飽滿，萬方清寧”的瑰麗畫卷。

對“禾安天下”的文化承載、志意凝結，作者懷著痛惜之情寫道：“被歷史湮沒的不僅是一部著作，而且還是一種精神。”中華民族需要葆有精神上的高貴、強韌、富足，由于有這樣的認識，作者才會一再倡導要像曾安止那樣“士莫尚于志，志莫本于道”，要有一種承擔社會責任的精神境界。

（原載《江西日報》，作者為李云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