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出生在通山縣大畈西坑潭一個貧寒的農家。十八歲，她嫁進了袁家。父親是個極其盡責的人，但為了維持一家七口人的生計，一年有十個月在外奔波。從此，母親瘦削的肩，一頭挑著四個張嘴待哺的孩子，一頭挑著體弱多病的外婆。

雞叫頭遍，她就得摸黑起床。先給灶膛生火，煮一鍋照得見人影的稀粥，煮上紅薯，切好孩子們中午要帶到學校的咸菜。天剛蒙蒙亮，她胡亂喝兩口粥，就得夾起教案，小跑著趕往三里外的村小。她教語文課，對每個孩子她都關愛有加、體貼入微，把每個學生當成自己的孩子一樣照顧呵護，從學習到生活，把他們打理得井井有條。

最苦的是農忙。她是生產隊里少有的“女先生”，但掙工分一個不能少，母親的辛勤付出和勞動強度與生產隊的男勞力同等計工分。正午的日頭像燒紅的烙鐵，她挽起褲腿，深一腳淺一腳踩進發燙的水田里。她的眼睛高度近視，插秧時腰彎得極低，臉幾乎要貼到渾濁的水面，才能看清秧苗的間距。汗水像溪流一樣從她鬢角淌下，滴進水里。她隔一會兒就得直起身，用沾滿泥巴的手背去擦看不清的眼睛，眼眶周圍總是留下一圈泥印。黃昏收工，她的腰常常疼痛得直不起來，扶著田埂，要緩好久才能拖著疲倦的身軀邁步回家。

貧窮是有形狀和氣味的。是飯桌上永遠不夠分的紅薯飯，是哥哥穿短了傳給弟弟、補丁摞補丁的褲子，那個年代，我們的衣服總是“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就是過年時也是沒有一身新衣服穿，只有上衣是新的。是過年時，她把自己碗里僅有的兩片臘肉，悄無聲息地夾到我們碗里時，那故作輕松的笑容。但她總有辦法。一支用剩的鉛筆頭，她能綁上小木棍讓我們接著用；一本別人不要的舊日歷，她能教我們認上面的字；她用碎布頭給我們縫沙包，用竹篾給我們編蛐蛐籠子。她的“魔法”，讓清貧的童年，竟然也有了閃光的快樂。

歲月日增，孩子們個個長大了、飛走了，有的走上領導崗位，有的奮筆疾書，文章發表在報刊上。母親的操勞卻沒有盡頭，我們的孩子，又成了她新的牽掛。她一個接一個地帶孫女們，給孫子喂飯，故事翻來覆去就是那幾個，孫子們卻聽得入迷，直至孫輩們個個成家立業也放不下掛念，第四代晚輩出生后，母親更是喜出望外，總說盼望曾孫們日長夜大。父親患病那五年，是她最艱難，最煎熬的時光。從武漢、溫泉，到縣城醫院，離不開母親的精心陪護和細心照料。父親個子高大，她每次幫他翻身、擦洗，都要用盡全身力氣。夜里父親咳嗽，她總是第一時間驚醒，端著水杯，扶著他，輕輕拍他的背，端屎倒尿，累活臟活，喂藥熬粥她一人全包了。父親走后，她常常一個人坐在父親常坐的藤椅上，望著門外，一坐就是半天，一聲不吭。然而，命運并未讓她在孤寂中停留太久。父親走了兩年后，當在武漢成家的女兒阿娟病重的消息傳來時，母親那沉寂的身影驟然繃緊了。她幾乎沒有任何猶豫，以年邁之軀，獨自踏上了前往武漢妹妹阿娟家中的路。那一年，她不再是需要被照料的母親，而是重新變回了那個無所不能的“守護神”。她為妹妹擦洗、喂藥、做飯，女兒每一次因疼痛而蹙眉，每一次艱難的呼吸，都像一根針，深深扎進她的心里。那種痛，是血肉被生生撕扯卻無能為力的痛，是眼睜睜看著自己的骨血在苦難中沉浮，自己卻只能站在岸邊，伸出手，卻挽不住流逝的生命的絕望。那些無法言說的精神苦楚，那份煎熬，只有為娘的人自己知道。一年，三百多個日日夜夜，她以驚人的毅力支撐著。直到妹妹的病情奇跡般地穩定下來，渡過了最兇險的關口。這段經歷，母親嘗透了骨肉連心卻要被迫分離的劇痛，也體盡了人間至親可能被奪走的至恐。這份苦，沉甸甸地墜入了她的生命之河，讓后來的所有風浪，都顯得微不足道了。

七十歲后，我們兄弟強硬地分別把她接到縣城或溫泉居住。她起初很不習慣，后來才慢慢學會在清晨去公園慢慢走幾圈，下午在陽臺曬曬太陽，看看樓下幼兒園的孩子玩耍。那幾年，她臉上漸漸有了平和的光澤，像是緊繃了一生的弦，終于微微松緩。后來隨著時間推移，她不想連累孩子們的日常生活，又獨自去養老院住了三年，總算還習慣和開心。

天有不測風云，2025年因患腎積水引發高燒住院，這一住院恰好在她八十一歲這年的冬天，其間不慎下床滑倒了，至今臥床不起，成了半個癱瘓人。

如今，每個孩子握著母親枯瘦的手，那手上每一道深刻的紋路，都是她為這個家刻下的年輪。我們多么希望時光能倒流，讓我們能成為她的永久依靠，而不是永遠被她庇護的孩子。母親，您太累了，歇歇吧。

（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