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上海6月15日電　題：于無聲處聽驚雷——中共一大百年回望

新華社記者姜微、楊金志、吳振東、郭敬丹

上海，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紀念館，一幅蒼勁有力的書法作品靜靜陳列——

“作始也簡 將畢也鉅”。

落款：“董必武 一九五六年二月”。

是年2月，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來到一大會址，在幫助工作人員回憶了相關歷史細節后，年屆七旬的董必武感慨萬千，揮毫寫下這8個大字。

“這幅字是我們的‘鎮館之寶’。黨和人民的事業越是向前發展，我們就越能感受到這句話的分量。”中共一大紀念館館長薛峰說。

“作始也簡，將畢也鉅”源自《莊子》，原文“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人們把其含義引申為：任何具有遠大前程的事業，哪怕在初創時微不足道，等到將要完成時也必然發展得非常巨大。

許多歷史事件正是如此。

站在當下，回望百年，我們把歷史的長鏡頭對準1921年。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這個在尋常日子召開的、在當時報紙上沒有一點報道的會議，無聲，卻有力地，在風雨如晦的中國大地炸響了開天辟地的驚雷，為波瀾壯闊的奮斗史詩寫下了光輝的起筆。

在舊報章里，在泛黃的檔案資料里，在親歷者的回憶里，我們還原那些曾經模糊的細節，探尋歷經百年愈加清晰的大義。

（一）“天井里有些燒剩的紙灰”

1921年7月23日，大暑，上海空氣濡濕悶熱。

入夜，法租界里一幢民居亮起昏黃的燈光。屋內，31歲的李漢俊正等著他的客人。

這幢位于望志路106號、有著青色磚墻和紅色窗欞的石庫門房子，是李書城、李漢俊兄弟倆一年前租下的，外界稱其為“李公館”。在李書城愛人薛文淑印象里，弟弟漢俊每天都很忙，常有朋友找他，搬來這里后，朋友來得更多了，時常還有外國人。

李漢俊身邊，一張條桌上擺放著十幾只雕花茶杯、一只紫銅煙缸和一只粉色花瓶，桌子四周圍有一圈圓凳，東、西墻邊又各放置了一只茶幾和兩張椅子。這樣的布置，使這間屋子略顯局促。

過了一會兒，客人陸續來了，多是年輕模樣，但打扮各不相同，有穿長衫的，有穿中山裝的，有穿西裝的，有人留著八字胡須，也有人一臉稚氣……另有兩名外國人，高鼻梁、目光敏銳。

石庫門外，夜色之下，“遠東第一大城市”上海看起來沉滯如常。各色洋人和達官貴人依舊紙醉金迷，市井百姓一如既往地辛苦勞作。翻開《申報》，《粵桂最近之戰局》等軍閥爭斗的消息日日“連載”，占據國內新聞的大幅版面。國際上，美國主導的“太平洋會議”（即華盛頓會議）即將開幕。當日，報上一則《太平洋會議與中國》的消息，描繪了一些人對這次會議的企盼和“樂觀”——“輿情對于美國邀中國與會，大為興奮”。

之后幾天，同樣的人又來了“李公館”幾回，其間他們還發生了多次“有力的爭論”，但再見面時卻看不出什么不愉快。

直到7月30日晚，李漢俊和朋友們的聚會，因一名陌生男子突然闖入而就此打斷。

“我只是記得有一天，我回到家，一進門就發現天井里有些燒剩的紙灰，廚師老廖告訴我說，有法國巡捕來搜查過二先生（指漢俊）的房間，并說沒有抓人。”薛文淑后來在回憶錄中寫道。

風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瀾之間。

當時的絕大多數上海市民、中國民眾決不會想到，在自己陷于艱辛困頓之際，一群平均年齡28歲的志士，已經悄然成立了一個政黨。這個政黨，將徹底改變這座城市、這個國家，乃至今后的世界大格局。

（二）“偕行者潤之，赴全國○○○○○之招”

百年滄海桑田。當年“李公館”所在的地界，早已從洋人的“國中之國”變成人民城市的新天地，是上海極具特色的商業街區。

百年薪火相傳。梧桐掩映下，那幢古樸莊重的小樓模樣未改，烏漆大門上的銅環熠熠生輝，越來越多年輕人專程而來，感悟赤誠初心。

“看到會址外流光溢彩的街景、衣著時尚的行人，有時也覺得反差巨大。但再一想，這現代化的城市、安居樂業的人民，不正是建黨先驅們朝思暮想的景象嗎？”一位青年參觀者感慨。

真摯的情感穿越百年，與彼時的青年產生共鳴。

1921年，23歲的王瑞俊寫下《肇在造化——贈友人》：“貧富階級見疆場，盡善盡美唯解放。濰水泥沙統入海，喬有麓下看滄桑。”

懷揣這份憧憬，他把自己的名字改為王盡美，志在實現國家和民族的“盡善盡美”。

他寄予希望的方式，是喚醒勞工，通過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

1921年6月，湘江之畔，28歲的毛澤東接到一份“開會通知”，其中要求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各派代表兩人，盡快到上海開會。

毛澤東興奮不已，立即與何叔衡謀劃秘密啟程。

“午后六時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潤之，赴全國○○○○○之招。”與何叔衡在《湖南通俗報》共事的謝覺哉在日記里這樣寫道。

謝覺哉后來解釋，5個圓圈指“共產主義者”，因怕泄密，故用圓圈代替。

發出這份“開會通知”的，是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這是中國的第一個共產黨組織，于1920年8月在上海老漁陽里2號（今南昌路100弄2號）成立，陳獨秀為書記。

“這不是上海地方性的黨組織，而是中國共產黨發起組，面向全國、面向世界上有中國勞動群眾的地方，通過寫信聯系、派人指導等方式，積極推動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建立。”上海市中共黨史學會會長忻平說。

一封封信函由上海發出、一個個“使者”從上海走出，革命的火種散播開去。此后一年時間里，武漢、長沙、濟南、廣州、東京、巴黎等地的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陸續成立。這既為“南陳北李，相約建黨”寫下了生動續章，更為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奠定了重要基礎。

上海的“邀請”，得到四面八方的響應。1921年6月末至7月中旬，9位外地代表陸續抵滬。他們以“北京大學暑期旅行團”的名義秘密租住在白爾路389號(今太倉路127號)的博文女校，和衣睡在空教室的地鋪上。此地，距“李公館”步行只要幾分鐘；此刻，悶熱的空氣中正醞釀著驚雷。

從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到1921年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近百年時間里，中國國運一路衰頹，已然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泥沼，無數仁人志士的強國夢想看上去愈加遙不可及。

1921年8月3日，英文報紙《字林西報》刊載一則《大壩決堤：大片鄉村變成汪洋，數百村莊被淹》的報道：“近年來中國接連發生各類自然災害，包括地震、洪水、干旱，以及在人和牲畜間傳播的瘟疫……當權者應該清醒起來，開始行動，為這個國家做些什么吧。”

當權者不會清醒，他們正在裝睡。熱血的青年，主動扛起國家前行的重任。中共一大召開的3個月前，李漢俊面對來訪的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直抒胸臆：“種子在手，唯萬里荒蕪。或懼力不可逮。吾人肉軀堪當此勞否？此不得不憂者也。”言畢，眉頭緊鎖。

雖擔心力有不逮，卻仍要一往無前。面對災難深重的局面，這批馬克思主義的年輕追隨者，即便舍棄生命，也要讓種子發出芽來！

6年后的1927年，那位曾經“眉頭緊鎖”的李漢俊、當時年僅37歲的李漢俊，倒在了反動軍閥的屠刀下。

“在這批最早的中國共產黨人身上，集中體現了那一代中國青年愛國奮斗、為民造福的擔當精神，開天辟地、銳意進取的創新精神。”忻平說。

（三）“你這一封信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

“衣無冬夏，僅破麻袋一片，遮其下體。夏則赤腘蓬頭，各以破袋一只復其首，若富翁之戴風帽然……有終日不得一飽者，亦有兼日而食者，饑餓難忍，則潛至巷尾常于垃圾堆中，拾取人家所棄之腐魚臭肉……”1920年9月，陳潭秋在《漢口苦力狀況》一文中悲憫地寫道。次年，陳潭秋作為武漢代表參加了中共一大。

這是一個國運衰微、苦難深重的中國。

到底，路在何方？

1918年11月，天安門廣場，李大釗發表《庶民的勝利》演說。他熱情洋溢地告訴世人：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是民主主義的勝利，是社會主義的勝利！

沒有人生來就信仰馬克思主義，但十月革命的勝利，讓苦苦尋路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真切地看到一幅充滿希望的圖景。

1920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8卷1號上，陳獨秀發表《談政治》一文。文末，他莊嚴宣告：“我承認用革命的手段建設勞動階級（即生產階級）的國家，創造那禁止對內對外一切掠奪的政治法律，為現代社會第一需要。”

學者認為，這篇文章是陳獨秀思想的分水嶺。此后，這位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徹底從一名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

參加中共一大前的幾年間，20來歲的毛澤東在家鄉看到了人民的艱難、官僚的麻木，立志要改造這一切。他創辦《湘江評論》，在創刊宣言中發出振聾發聵的吶喊：“世界什么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么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

在李大釗、陳獨秀等人影響下，毛澤東于1920年夏確立了對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信仰，認定這是“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最后選擇。

1921年1月，毛澤東復信蔡和森，對其提出的“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明確表示：“你這一封信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

對這批青年來說，掌握了馬克思主義，就如同找到一盞看清時事迷局的“探照燈”、一把解剖沉疴痼疾的“手術刀”。正當時人對“太平洋會議”抱有幻想時，李漢俊1921年7月在《共產黨》月刊上一針見血地指出，其實質不過是日英美三國分贓中國的會議。他號召同胞：“不要希望什么太平洋會議，速行社會革命罷！”

在中國知識分子思想發生轉變之時，中國的社會結構也在變化。五四運動前夕，中國工人總數達200余萬人，僅上海就有56萬人。嚴重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鍛造了上海工人階級極強的反抗性。

1920年末，《共產黨》月刊對當時正在興起的工人運動作出樂觀預見：“照這樣發展下去，不出三五年，上海勞動界，必定能夠演出驚天動地打倒資本制度的事業來的。”

歷史證明，這是一個極具先見的判斷——代表先進生產力的工人階級，一旦與代表先進文化的馬克思主義結合，必將迸發出無比巨大的力量！

（四）“那座橋才是我們的真生命”

1921年7月在上海召開的這個秘密會議，四周暗流涌動。

參加會議的包惠僧回憶，7月30日晚，宣布開會不到半個鐘點，一個陌生的中年男子闖進了會場。“我們問他干什么？他把我們看了一眼說：‘對不起，我找錯了地方’，就匆忙下樓去了。馬林則很機警地說：‘一定是包打聽，我們馬上解散，再定期開會。’”

果然，十幾分鐘后，法租界巡捕包圍了會場。

因擔心住處遭到搜查，代表們立即前往《新青年》編輯部暫避。大約過了兩個鐘點，包惠僧放心不下“留守”的李漢俊、陳公博，返回“李公館”探看。李漢俊告訴他，寫字桌抽屜內就有一份黨的綱領，沒有被發現，很僥幸！

研究者認為，這一變故與租界警方對共產國際參會代表馬林的監控有關。

至此，上海的會議不得不告一段落，代表們從石庫門出發，登上嘉興南湖的一艘游船，大會在緊張氣氛下繼續進行……

開會時，李達代表的夫人王會悟一直坐在船頭，但她全無賞景的閑情。“假如有船靠近，我就叩擊船艙門，提醒他們停止開會。”王會悟晚年回憶道。為了掩護，她甚至在會議桌上預先擺放了一副麻將牌。

從上海到嘉興，一周多時間里，代表們操著天南地北的口音，熱烈探討改造國家的辦法。會場內外，兩個中國，一個昏暗、痛苦，一個則宣示著她的青春、夢想。

1921年7月27日的《民國日報》上，登載了上海浦東英美煙草公司華工罷工的消息。文中列著工人提出的條件：撤換虐待工人的監工；以后不準虐待工人；無論如何，不準開除工人的代表……

正是在這天，代表們開始討論《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綱領第一條即旗幟鮮明：“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必須支援工人階級，直到社會階級區分消除的時候。”

再看7月28日的《民國日報》，一則《安徽省選之奇奇怪怪》的新聞，直指資產階級政府“城墻坍倒辦選舉”“百余人輪流投票千余張”的虛偽行徑。作者直言：“長此以往，選政何堪設想？”

代表們決心與這樣的弊政劃清界限，使自己的黨成為一個目標明確、組織嚴密的無產階級政黨。他們在綱領中明確：“候補黨員必須接受其所在地的委員會的考察，考察期限至少為兩個月。考察期滿后，經多數黨員同意，始得為正式黨員……”

多位代表日后回憶，會場內發生多次“有力的爭論”。例如，在關于是否支持黨員經黨特別允許后可擔任政府委員或國會議員的問題上，綱領在注釋中留了個尾巴：“此條款引起激烈爭論，最后留至1922年第二次會議再作決定。”

分歧與爭論，折射政黨初創時期的真實狀態。13位代表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前，有人主張“實業救國”，有人信奉“改良主義”，還有人宣揚“無政府主義”，即使后來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每個人的理解程度也不盡相同。

更深層次的原因，是這些年輕人時不我待地扛起了救亡圖強的責任。“一經掌握馬克思主義，就想馬上用于改造世界。”中共上海市委黨校常務副校長徐建剛說，中國共產黨人的一個鮮明特性，就是永遠追求真理、勇于修正錯誤，最終使黨從幼稚走向成熟。

把目光再次聚焦這群年輕人——13位代表中，8人有大學學歷，其中4人留學日本、3人就讀于北京大學，而在當時，全國能接受現代教育的人口不到1%。

顯然，以他們的學識，足可衣食無憂。參與建黨，投身革命，乃至犧牲生命，他們追求的不是個人命運的改變，而是苦難民族的新生。

正如1920年陳獨秀在《歡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中關于生命的探討：“你見過蝗蟲，他們怎樣渡河么？第一個走下水邊，被水沖去了，于是第二個又來，于是第三個，于是第四個；到后來，他們的死骸堆積起來，成了一座橋，其余的便過去了。那過去底人不是我們的真生命，那座橋才是我們的真生命，永遠的生命！”

（五）尾聲：因為相信，所以看見

1921年元旦，作家沈禹鐘在《申報》副刊《自由譚》上發文“祝民國十年”，他語帶希冀地寫道：“謀國之福，胥在執政者之稍具人心……毋縱而欲，毋貳而心，毋逞小念以亂大謀……若是，則我國轉弱為強將由此發軔焉。”

同年歲末，同樣是《自由譚》，作家許一鷗卻忙不迭“送民國十年”：“你今年借了多少外債，喪失多少權利，替百姓增多少負擔，也當交代個清楚，組閣組閣組了一年組出什么閣來。”字里行間，失望透頂。

他們并不知道，地火在地下奔涌，即將沖破地面；雨云在天邊翻滾，即將炸響驚雷；晦暗在黎明前掙扎，一輪嶄新的紅日就要噴薄東方！

那幢石庫門房子里發生的事情，除一度遭到暗探和巡捕騷擾外，在當時并未引起社會的多大注意，好像什么事也沒有發生。長條桌邊的年輕人，文質彬彬，而內心火熱，當他們起身沒入人海，沒人想到，一股紅色激流就此改變了中華大地。

只有穿透歷史的煙云，才能看清決定命運的關鍵時刻——那一扇并不寬敞的木門，開啟了古老中國走向新生的壯闊征程；那一葉吃水不深的紅船，承載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遠大夢想。

站在“兩個一百年”歷史交匯點上，我們應當緬懷，永遠緬懷那些在沉沉黑夜中點燃火種、獻身光明的人。我們更應自信，這個走過一百年的偉大政黨，之所以徹底改變了中國、深刻影響了世界，只因始終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

作始也簡，將畢也鉅。因為相信，所以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