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觀是一個思想文化體系的核心，是社會意識形態的重要內容。核心價值觀是一個民族賴以維系的精神紐帶，是一個國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礎。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都有自己的核心價值觀。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時代背景下，形成不同民族、不同文明的價值共識和最大公約數，對于推動人類文明進步、世界共同繁榮具有重大意義。2015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出席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并發表重要講話時指出：“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也是聯合國的崇高目標。”此后，習近平總書記在國際國內多個場合強調要堅守和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引發國際社會廣泛共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成為引領人類文明進步的基本遵循，為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價值理論作出了原理性貢獻。

全人類共同價值超越地理邊界、制度差異，實現人類思想史上深刻的價值理念創新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范圍在這個發展進程中越是擴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隨著世界歷史進程的深入發展，全球共同市場亟待確立普遍認可的價值基準，世界普遍交往亟須奠定共同的價值規范，全球治理也迫切需要找尋超越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的利益交匯點。

習近平總書記著眼于超越社會形態的“價值一般”，提出超越地理邊界、制度差異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是人類思想史上一次深刻的價值理念創新，是對世界上一切進步力量普遍價值追求的最高抽象和概括，為不同地域、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不同宗教信仰的國家和民族共同發展奠定了共同價值基礎，為全人類的普遍交往確立了基本價值規范，為紛亂的國際社會實現最廣泛的團結提供了共同價值紐帶。

深刻理解全人類共同價值需要把握其核心內涵。

第一，全人類共同價值是世界普遍交往的價值遵循。一種真正有助于世界普遍交往的價值理念，必須具有規范功能，能夠有效引導和匡正世界交往行為，為世界交往提供基本的價值準則。西方總是試圖將自己的價值觀提升為全人類的“普世價值”，然而，真正的普遍性不可能奠基于單一文化形態之上，也不可能僅僅從西方這一局部實踐中抽象出來，而應該是包容不同文明的普遍共識和最大公約數。因此西方所謂“普世價值”并非真正的普遍價值觀，本質上是由西方的特殊性偽裝起來的普遍性，是虛假的普世價值觀。全人類共同價值是基于全人類的共同實踐活動，從世界各地不同文明中抽象出來、為滿足全人類的共同需要和共同利益而形成的價值共識。這種共識致力于“擴大利益匯合點，畫出最大同心圓”，致力于凝聚不同民主形式、不同信仰追求、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地區人民的價值公約數，從而為世界性的普遍交往提供價值遵循。

第二，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共同價值。和平與發展是人類的共同事業，公平與正義是人類的共同理想，民主與自由是人類的共同追求。要以寬廣胸懷理解不同文明對價值內涵的認識，不將自己的價值觀和模式強加于人，不搞意識形態對抗。

第三，全人類共同價值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奠定價值基礎。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利益共同體，也是價值共同體，充分表達了全人類共同的利益關系和價值追求。“共同價值”是全人類具有普遍意義的價值共識，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底座和壓艙石。我們要堅守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同創造世界更加美好的未來。

全人類共同價值是引領當今世界文明進步的基本遵循，為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價值理論作出原理性貢獻

全人類共同價值是馬克思主義價值理論在當代中國和當今世界發展的最新成果，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具有原創性、標識性的概念之一，極大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價值理論。中國式現代化創造的人類文明新形態之所以在世界文明版圖中占據重要位置，是因為其在彰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同時，反映了全人類共同價值；在堅守文化主體性的前提下，匯入人類文明發展大潮；在發揚自身價值理想的基礎上，為“人類知識的總和”貢獻具有普遍性的價值理念和知識成果。

全人類共同價值兼顧價值一般與價值特殊的雙重內涵，彌補了只及一點不及其余的片面性。全人類共同價值是在承認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價值差異性實踐的前提下，畫出了人類不同文明的價值同心圓，彰顯了價值共同性和價值一般的統一。西方所謂“普世價值”是假的普遍性，是消磨差異的普遍性，是抽象的同一性，主張建構超越時空的同質性價值秩序，否定價值的特殊性，追求無原則、無差別、無矛盾和凝固不變的絕對同一，結局就是“同而不和”“同則不繼”。中國倡導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是真的普遍性，是包容矛盾和差異的普遍性，是具體的同一性，強調多樣性背后的共同性，追求有原則、有差別的和諧共處，最終是“和而不同”“和實生物”。

全人類共同價值與所謂“普世價值”在價值公共性的范圍劃定上存在本質區別。全人類共同價值強調時空與主體條件的有限性，并不試圖用某種特定的價值“涵蓋”一切國家、地區、民族與主體；所謂“普世價值”則強調價值公共性的無限性，并不為自身適用范圍設定時空與主體邊界。西方為什么熱衷編織“虛假的普遍性”的神話？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其奧秘：“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就是說，這在觀念上的表達就是：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們描繪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西方所謂“普世價值”事實上不過是西方的特殊價值，是產生于西方獨特文化土壤的價值觀。

全人類共同價值把價值觀念與價值實現形式相對區分開來，超越了西方將二者混為一談的認知誤區。價值觀念與價值觀念的實現形式（即價值模式）是不同的。一般來說，價值觀念不一樣，價值觀念的實現形式也不一樣。但也要看到，同樣的價值觀念，完全可以表現為不同的價值模式。比如，資本主義民主的實現形式，既可以是兩黨制也可以是多黨制，既可以是總統制也可以是議會制，既可以是君主立憲制也可以是民主共和制，既可以是直接民主也可以是間接民主。相反，同樣的價值模式，背后可能體現出不同的價值觀念。比如，同為民主選舉，中國體現的是全過程人民民主理念，本質是人民當家作主；西方體現的是資產階級民主價值，本質是資本當家作主。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要本著對人類前途命運高度負責的態度，以寬廣胸懷理解不同文明對價值內涵的認識，尊重不同國家人民對價值實現路徑的探索，把全人類共同價值具體地、現實地體現到實現本國人民利益的實踐中去。”中國始終是全人類共同價值的倡導者，但全人類共同價值不追求相同的價值實現形式和實踐路徑。也就是說，中國倡導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但不會輸出中國的社會制度、發展道路、民主模式，不會謀求齊一化的價值實現形式。我們反對所謂“普世價值”，并不是反對自由、民主、人權等價值理念，而是反對西方無視價值觀念與價值實現形式的區別，將自由、民主、人權等的具體實現形式等同于價值觀念本身，無條件地、無差別地推廣于西方以外的世界。

全人類共同價值把意識形態屬性和人類屬性相對區分開來，避免了專注意識形態屬性的視域局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各國歷史、文化、制度、發展水平不盡相同，但各國人民都追求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價值觀本身就是意識形態，不存在脫離意識形態屬性、純粹客觀中立的所謂“價值觀”。但在價值觀問題上，搞政治意識形態掛帥也是錯誤的。適應不同時空范圍的價值觀，其立場站位和主體預設不盡一樣，其意識形態屬性也是有強弱之別的。所謂“普世價值”凸顯的是資本立場，有著明確的主體預設，代表了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從屬于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因而具有強烈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屬性。比如，所謂“自由”，就是“資本”和資本占有者的自由；所謂“民主”，就是資產階級內部的民主，就是資本家之間的民主，就是有錢人的游戲；所謂“人權”，就是資產階級的權利，“平等地剝削勞動力，是資本的首要的人權”“被宣布為最主要的人權之一的是資產階級的所有權”；所謂“平等”，就是“平等地剝削勞動力”，就是“法律面前的資產階級的平等”，就是價值規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用等價物交換等價物”的商品等價交換原則，就是資產者購買無產者勞動力的等價交換原則，就是用我的勞動創造之物與我交換的平等，就是買賣平等，就是“簡直把不平等叫做平等”；所謂“博愛”，就是要求被剝削者與剝削者互愛合作，就是要求無產者與資產者互敬互愛，就是要求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感恩戴德。全人類共同價值則凝聚了人類不同文明的價值共識，反映了世界各國人民普遍認同的價值理念的最大公約數，超越了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和發展水平差異，凸顯的是全人類立場，代表了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屬于主體間的價值共識，不專屬于某一套固定的政治意識形態體系，沒有特定的政治意識形態目的，因而具有弱意識形態屬性。因此，中國倡導全人類共同價值，絕不意味著向全世界輸出意識形態、輸出價值觀。

（陳曙光?原載《人民日報》2025年4月17日第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