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劍武

　　就那些個性強烈的藝術門類而言，一個藝術家本來就擁有一個或大或小的自由王國，沒有他人置喙的份。然而，一旦以作品示人，一旦以作品參展，一旦以作品求售，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領域的擴大，其強烈的個性就自然而然地外化、物化，進而轉化為社會性，具備了公共性，而聽人評說，任人臧否了。
　　因此，優秀的藝術家常常在確立、表現自己的藝術個性之時，不是一任天性的發揮，也不會一意孤行地執著，而如老農種地一般，在豐富的經驗之上，確選良種，適時播撒，繼而夜觀天象，晝察苗情，隨風云而調整，緣陰晴而變化，如此而有五谷豐登。鄭板橋之“一枝一葉總關情”、李可染之“東方既白”既是他們在中國畫創作領域“登泰山而小天下”的緣由。
　　所以，我比較推崇如董繼寧這樣的藝術家：創作肇始，即有明確的大度的文化選擇。
　　董繼寧喜歡“獨步”。他說：“我喜歡在黑夜里獨步，人說是孤獨的象征，而我認為是自我反省的良機。細雨蒙蒙，人們早已沉睡，我卻在這人與自然的夢境里漫游，享受著宇宙的哺愛，時空的吻。”同是智性，同為思考，哲學家在獨步中依靠靈感，獲得異端思想，科學家在獨步中依靠靈感，獲得嶄新發現；藝術家則在獨步中依靠靈感，獲得愛意與美感，別開生面。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董繼寧藝術的個性是“獨步”時尋找到的。
　　董繼寧在作品中常署“燈下”。他說：“寧靜的冬夜，擁擠的人群、繁雜的俗務漸漸遠去，捧上一杯清茶閉目凝神，享受這難受得的閑適，整理整理紛亂的思緒。”當所有的名山大川為游人占據，當所有的江河湖海有游船橫行，當所有的古寺大殿被吆喝搖撼，離開了熙熙攘攘旅游大軍的山水畫家能獲得夜半靜思，就十分難得了。那時，一縷茶香，淡淡的，幽幽的，通透四體，神馳四野。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董繼寧藝術的個性是“燈下”推敲出來的。
　　喜歡雨夜獨步，喜歡燈下沉思，在一番反省之后，董繼寧獲得了人與自然同時擁有的“夢境　”，獲得常人不曾得到的更廣博的關愛。以臥游天下、心造萬象為傳統的中國山水畫家，完全可以揮舞著趕山鞭，喝令三山五岳齊列麾下，而無需為茅棚擔憂，更不為山亭所障目　。所以，在中國歷代優秀山水畫家的筆下，總是江天廖廓，總是風起云涌，而不是這些年我們所常見的：種不完的一畝三分自留地，繞不過的三拐兩折舊門廊。因此，董繼寧無論是回到有生養之恩的湖北那個偏僻山城咸寧，重溫兒時鄉情；還是走向西北大漠，遠眺唐古拉山，感受異域風情，他都不是亟亟乎速寫抓拍，較多地則是平心靜氣地把握山之大勢，感悟山之靈性，或者與山民痛飲，在吆五喝六中與山之脈動同律。所以，在他的筆下，小景不多，“一瞥”難得，多題“生命從此”、“滄桑之悟”、“歲月滄桑”之類的詩語或“血色高原”、“史詩中的三峽”、“夕陽山外山”之類的大題。即使是“牛鈴響起的地方”、“蟋蟀園地”、“金色池塘”等地點明確、取向　單一的作品，也是山重水復，密林叢莽，一派廖廓。即使是“和爺爺同齡的老樹”、“古老的村落”、“月光下的茅屋”、“駱駝草”、“江梅引”等存在特指對象的作品也沉浸在哲思與詩意中，斷難從自然與生活中找尋與比對。
    作為一個山水畫家，生于多山的中國，可謂得天獨厚。千百年來，炎黃子孫與華夏山川彼此感動，彼此映照，從而有了獨具個性的山水文化。一般而言，中國山水文化的個性有這樣兩個方面的內容:其一，山水通靈，也即自然的人性化。中國的藝術家在科學家、哲學家難以企及之處，一任想象的翅膀拍打，賦山川萬物以情思妙想詩意。中國的自然風物因此而靈性十足，姿態萬千，其二，“坐忘”“心齋”，也即人與自然的同化、幻化，而同化幻化的前提便是人之喪我，心之虛靜，從而達到人與自然的整體藝術化。在這種山水文化的觀照下，中國藝術家的主體得到了充分的自由。然而，中國藝術卻時而一路高歌，輝煌無比，時而苦唱沉吟，在艱難中跋涉。究其因，就在于中國山水文化要求中國藝術家“坐”于山水之間，而“忘”掉一切——一切的存在與一切的聯系（物質的、知識的、思想的、情感的等等)。實際情況則是，中國藝術家在物質的引誘下，在知識的引導下，在思想的沖擊中，在情感的沖突中，常常連“坐”都難，何談“忘”，何談“虛”，何談“靜”！由此，我們來考察一下董繼寧的山水畫創作。從中，我們可以發現，董繼寧的藝術觀，以及從中透露出來的自然觀并不是傳統中國山水文化的正宗——天人合一，而是中國社會文化的正宗，也即天下大統。進一步地說，在影響中國社會與文化的三大思想文化體系中，董繼寧主要選擇了“儒”，但不排斥 “釋”與“道”，尤其不排斥 “禪”。其畫面的純凈與墨韻的充分，是佛家的 “清靜無為”之境界，其彩墨的塊面流轉與筆力轉折的靈動，是“禪”的機鋒所至；其把握、組合天地物象的能力與表現的歡快通達，無疑是一種高度的“暢神”，是道法自然的例證。但是，董繼寧不是相忘于江湖的隱士，也不是在家出家的居士，其人生態度是入世的、進取的，其藝術觀是“吾善養吾浩然之氣”。
    這“浩然之氣”是對自然造化的整體把握，所以，董繼寧不茍求于自然的細書，不沉湎于那些鬼斧神工造就的險景。在他的筆下，是整匹河山，而不是那些邊邊角角、小情小境的特寫與放大，是大自然的脈搏律動與呼喚，而不是某種自然物象的啟迪。不是小橋流水人家，而是古道西風瘦馬。出生于山區的他，離開了山區的他，自然對山有著親切的體會與深情的回憶。如果家鄉的山川在他的作品中較多地化為一種情愫的表達、化為一種詩意的提煉。化為一種哲思的認可的話，走出江漢，遠上西北，則讓他從本原上把握了山，或者說，他對于山的認識更理性了、更透徹了、更宏觀了。浩然之氣激蕩于群山之間。
　　這“浩然之氣”是對山川風物的深情投入，所以，無論是杏花春雨江南，還是鐵馬秋風冀北，董繼寧都是一往情深。正如他在許多年前所說過的：“大自然的寬廣博大讓我深深愛上了鄉村的一草一木，大山的凝重讓我學會獨立和要強，田野的曠達讓我體味到遼闊與淡泊，山泉溪流給我以生活的盎然情趣。山川草木，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這些年來，董繼寧對于大自然的關注雖然沒有貫注到“一草一木”的的細膩程度，那份情卻是厚重的、博大的。
　　因此，他在相對統一的筆墨語言不僅表現了不同質山川風物的四時征候，而且體現了其中蘊含著的歷史文化信息，準確而又充分，深刻而又動人，浩然之氣貫穿于物我之間。　
　　這“浩然之氣”是培養出來的，也是開掘出來。出生于山區，而又離開了山區的畫家遠不止董繼寧一個，生活于中原、江南而遠走西北體驗大漠邊關的也遠不止董繼寧一人，何以董繼寧能駕馭古道長風而直驅天下呢？！。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浩瀚體系中，有一個字系于各方的一個結，它就是“靜”。儒家說：“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也。”《禮記》道家說：“圣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天道》）佛家更是四大皆空，置身方外，著眼未來，連生命都在一片靜寂之中。細想起來，這“靜”字中的學問不小。佛家講靜，是無為。道家講靜。是無為而無不為。儒家講靜，則希望順勢而為。靜而無為，自然與藝術無關。靜而無為又無不為，其中的轉折需要大智慧，一般人難免忸怩作態，人格分離。因此，從心而出，順勢而作，必然化長途為捷徑，以四兩撥千斤。關鍵是：此情如何？此心如何？此理如何？董繼寧正是把自己的社會良心、歷史責任、江湖義氣、生活需要與藝術追求合而為一，觀山則情滿于山，情動于山，情系于山，而堂堂正正，浩然之氣充溢于筆墨之間。
　　由此，蒼山如海。
　　　　　　　　　　　　　　　　　　　　　（作者為人民日報文藝部美術組組長、高級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