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平線是視野的最遠端,它隨著你腳下的位置在變化。在那里,總有一個未來正在開始,總有一個我正在形成。這就是遠望的意義。”許江這樣定義他的畫展。

　　《遠望:許江的繪畫》于6月15日在北京中國美術館開幕。循著“被切割的遠望”、“歷史的風景”、“世紀之弈”的命題組畫,人們驚訝地發現,許江畫風景則境界寥廓而凝重,畫城市則氣韻渾然而滄桑。他像一位將鏡頭拉遠從天空俯瞰大地的記錄者,不糾纏于細節的真實,不流連于情趣的把玩,而是寫出了城、樓、街、橋的悲愴變遷,畫出了葵、蘆、樹、瓦的精神氣質。許江的畫作,不止于景致,不止于情趣,也不止于品位,站在許江的畫前,你感到,他似乎凝固了歷史,他追求更多的是思考。

　　從杭州來北京辦畫展,許江很忙也很欣慰。忙的是,12號他到北大做了“大學的望境——大學之道的藝術學詮釋”的報告,13號又在中央美院做“遠望當歸——圖像時代視覺藝術的策略性思考”的報告;畫展開幕頭兩天,就有兩個關于他的藝術的座談會和研討會,來自海內外的畫家、評論家、文化學者一百多人與會;還有數不清的老師、老朋友、老領導來看畫展。令人欣慰的是,觀眾不斷向他表達對他的作品的欣賞與共鳴;專家學者們通過分析許江的探索個案對中國畫界做了一次深刻的梳理和反思。許江自己說:如果這個展覽有價值的話,就是因為它提供了一條中國大多數藝術家所走過的道路,叫做“遠游者的返鄉”。

　　他所謂的“遠游”,是指許多藝術家在改革開放后不約而同地把目光轉向西方,他們或向西方學習新的理念,或到西方尋找發展的可能性。許江也在上世紀80年代末留學德國漢堡美術學院,在經歷了當代前沿藝術的洗禮和大量跨媒體實驗之后,兩年后回到他文化植根的本土,開始面對中國的發展現實。此后,這個遠游者開始了從西方藝術向中國學養的回歸,從實驗形態向直觀繪畫的回歸,這就是他所謂的“返鄉”。在中國美術館展覽大廳正中的《葵園十二景》中,人們可以看到,許江從天空返回了大地,他以極富繪畫性的肌理和簡單色彩,表現了土地的滋養和拯救力量;他用“六叟圖”、“西風瘦”、“秋風過”、“安公子”、“水云間”、“落鳳坡”、“回春堂”、“信天游”、“斜陽紅”、“東風破”、“朔風流”、“花田錯”這些類似中國詞牌的名字,意喻了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再認識。

　　知識分子家庭的熏染,四年農村工廠生活的歷練,“文革”的痛苦記憶,改革開放的變革潮流,中國美術學院的校風滋養,兩年留德的學習經歷……命運的載沉載浮將許江塑造成兩種精神素質交疊的性格類型:一方面有強烈的拯救意識,重思考勤探索;一方面與國家一道開放,有激情有朝氣。如今,許江承擔了許多社會責任: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浙江省文聯主席、浙江美術家協會主席、中國美術學院院長、上海國際雙年展藝委會主任。他說:“管理是我的事業,繪畫是我的生命。”作為中國美術學院院長,許江崇尚蔡元培、林風眠等先驅者的歷史使命感,他倡導創新進取而又寬容謙和的學術風范,同時規定本科生必修《論語》、《莊子》和書法課程。在繁忙的管理和教學之余,他每周必有三個半天回到架上,回到他賴以立命得以思考的繪畫之中。

　　“文化創新遠遠不像技術創新那么簡單,用新的代替舊的就完事了。”許江的思路確實與眾不同!在當代全球化的境遇中,許江痛感西方當代藝術思潮與中國本土語境之間的沖突,他無時不在思考技術時代、圖像時代重建東方當代繪畫的發展之路。在采訪中,他談得最多的,正是這個問題:“技術時代、媒體時代,使得圖像的生產和傳播都極其方便,那么繪畫何為?我們的畫家還能夠沉湎于花花草草而不直面這種挑戰嗎?在這個層面上做一個文化創造者是我們人文知識分子的責任。”他認為,只有解決好全球境遇與本土資源、傳統文化與技術文化、人文關懷與時尚文化三個課題,才能造成一種和而不同、共生互動的和諧的文化環境。談到“超級女聲”和時尚文化,許江說,人文素質的低下,造成了時尚的無序泛濫。大眾的時尚取向并不一定是必然的,關鍵在于文化工作者應該給予一種引導。“文化工作就是要使看不見的被看見,使隱蔽的被顯現.。”在他那里,所有的問題都歸結為——文化。

　　采訪將結束,他的助手走過來說:“許院長什么問題都可以談上三天三夜。”許江拿出他的著作《視覺那城》和《一米的守望》送給我。晚上,我靜心閱讀,又看到了一個敏感的、細膩的、焦慮的、詩意的學者、詩人、作家許江,與白天那個大氣的、富有使命感的許江相輔相成。

　　“在跌入塵土的瞬間,我窺聽昔日和未來的濤聲。”他在《我被歷史絆了一跤》一詩中這樣寫道。許江,一個打通中西、貫穿文脈、藝理兼重、追求高遠的中國知識分子;一位繪畫者、思想者、遠望者。這就是許江留給我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