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藝術”與之于藝術的不懈追求

——徐志祥老師印象記

金戈

2022年深秋的午后，忽然接到徐老師打來的微信電話，告知有學生要編一本關于他的文集，紀念他耕植于鄂南教壇幾十載的歲月。由于收入文集的文稿大都是他任教蒲圻師范和咸寧師專時學生寫的，編者要求有幾個他任教武漢大學時的學生且是鄂南籍并在家鄉工作的學生寫寫徐老師的文章，一來增加文本的層次；二來留點且聽下回分解的懸念。老師說有一個名額就給你了，老師不由分說，我也沒有理由推辭。老師之所以把寫他的一個名額給我，正如他所說，我是鄂南人，是武漢大學畢業后又回鄂南工作直至退休的學生。其實，武漢大學畢業回鄂南工作的他的學生不在少數，為什么偏偏選我。我想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因素，是我一直在媒體工作，且一直在動筆寫作，似乎寫起來更順手些；再就是媒體人的視角多少會客觀一些。總之，徐老師交給我這個“光榮”的任務，多少是有所期待的。因此，我也就不敢懈怠，除了重新翻閱自己讀書時的筆記，努力回憶在學校的點點滴滴，便是急用老師寄過來的幾本著作，試圖獲捷徑疏通與老師的對話渠道，盡可能地接近老師，當然，最好是能透過文字窺見那顆永遠奔跑在路上的心靈。

（一）

最初見識徐老師，是他在課堂上板書的一個“藝術”的背影。湖藍色的上裝，下著米色休閑長褲，腳蹬一雙白皮鞋，這裝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已經是很潮了，尤其是他那一頭齊耳披肩的卷發，像馬克思畫像的那種，腦門中間稀松，四周黑里染灰。那是個秋日的下午，在靠校門的教三樓第二個坡梯教室里，由于窗外葳蕤的法國梧桐樹影掩蓋，教室光線有點暗，襯托得他的那個背影特別突出。我可能是午睡過頭遲到了，沒能趕上徐老師課前的自我介紹，就悄悄地弓著身子找了個靠門邊三排的位子坐了下來。當徐老師轉過身來，我才看清他清濯的面龐，圓圓的，戴著一副寬邊的玳瑁眼鏡，厚厚鏡片后面，看不清他的眼神，總覺得他的目光掠過了自己的頭頂，專注著后排。加之他不拘言笑，講話聲音略帶唦啞，中氣撞擊著這種氣場，便是磁性，因此抑揚頓挫、邏輯感強的語境氛圍的營造，使得他的表達沒有廢話，全都是精心準備組織的，只要稍加整理就是文本教案。同時，再看黑板上的課目標題：影視藝術概論。加之他的板書粉筆字中規中矩中透著靈動，棱角分明里盡顯俊秀，單個好看好認，成排則瀟灑飄逸，只是末梢微微上翹，有點兒驕傲的樣子。于是，我在心里感嘆：這個老師很”藝術”。下課后，我把自已的感受講得同寢室的同學聽，大家都頗為認同，便給了徐老師一個“徐藝術”或“藝術徐”的雅號。

那時候的徐老師，大約四十五六歲，正值壯年，激情飽滿，渾身洋溢著藝術家的氣息。尤其是課堂上他常常是口吐蓮花般地說出了一個又一個我們從未聽到的新鮮名詞：蒙太奇、鏡頭感、畫面造型，電影美學中的熔鑄、基調、情趣、氛圍和煽情形態……等等，以及他對電影畫面語言的解析，光影藝術的闡述和電影演員的行為表演的評價，使我們從看電影聽故事，向看電影知賞析，帶領我們邁入了影視綜合藝術的門坎。這對于一幫廣播電視專業的學生來說，是何等受益匪淺，又是一種何等的藝術熏陶和藝術享受。于是，很快他的課便深入人心大受歡迎，不僅本年級學生沒有逃課的，外院系蹭課的師兄師弟日益增多，常常是一個百十人的大教室被填得滿滿當當的，有時連走道上也坐了人。

徐老師講課的節奏行云流水，新觀點多，知識點也多，既有理論又講實踐，特別是對一部我們大家都很熟悉的影片進行多側面多角度的講解分析，不僅引人入勝，而且極易引起同學們的共鳴共情，每每下課鈴聲響起，仍感覺意猶未盡，我重新翻開讀書時學習筆記，居然發現徐老師所帶的《影視藝術概論》《影視文學創作》兩門課，在眾多筆記中是篇幅記得最長的，我們班還有同學將徐老師課的課堂筆記裝釘成講義小冊留存。（多年之后，我們看到徐老師的教材《影視藝術論說》，就是課堂講授的結晶。只是更為經典了，值得收藏。）

徐老師在課堂上與同學們互動的不多，大多是他在臺上滔滔不絕地講，大有忘情今夕何夕的意味，我們在下面拼命地記，課堂上只有他那磁性的男中音和課桌上數十枝鋼筆的“沙沙”聲在回旋蕩漾。他偶爾也提問，卻大都是突兀的、冷峻的，而且是很冷僻和專業的問題，往往讓人猝不及防而窘境頓生，如果跟不上他的講課節奏和進入不了他所營造的語境，多半難以回答出來。譬如：解釋電影《英雄兒女》時，他會問：王成喊向我開炮時，前面一句是什么，為什么要加上前面這句話，其表達了一種什么樣的藝術意義？電影《上甘嶺》的女主人公在坑道為戰士唱《我的祖國》表現了什么樣的美學形態，對藝術氛圍的營造起什么樣的意義？凡此種種，讓你在他營造的課堂藝術中摸爬滾打，跌跌撞撞。其實，也正是這種課堂藝術魅力，深深地吸引著我們隨著老師的指揮棒去感知影視藝術現象，思考藝術內涵的緣起，探索藝術發展規律的嬗變。

（二）

徐老師的影視藝術觀是唯美也是唯現實主義的。至少，我是這樣認為。記得有一次他給我上實驗課，播放了一部名叫《啊，草原》的記錄片，整部片子呈現出的草原廣袤而又絢爛，藍天、白云、羊群、駿馬、草垛、小花、泉水和溪流，通篇沒有一句解說詞，只有流動的畫面語言，通過平行蒙太奇的切換，伴隨著舒緩悠揚的音樂和風吹草低的同期聲，向人們訴說著古老草原的浩翰、博大和孕育無數生命的無私。草長鶯飛，草枯結實，四季輪回，茁壯成長，將大自然的饋贈以一種生命哲學的形態表現出來，令人在唯美的享受中于無聲處聽驚雷。記錄片連放三次，然后徐老師先談自己的感受，講解記錄片的敘事結構，以及審美形態的形成。然后，再與同學互動，記得那堂課先是寂靜無聲地觀看影片，繼而是爭先恐后的發言討論，課堂氣氛十分活躍熱烈，使我們也深深地理解了影視是“光的繪畫”、“活動的雕塑”、“可見的音樂”和“具體化了的文學”的真正內涵。他的影視唯美藝術觀管窺其中便知全豹，在他后續由長江出版社出版的《鏡像拼貼》和《銀屏續語》兩書中得系統呈現，并成為多所高校同專業的參考教材。乃至時過三十多年后我回想起那部藝術唯美的記錄片，依然歷歷在目，其風格流派，不僅直接影響著我在日后工作中寫作拍攝專題片時的唯美價值取向，甚至還間接影響到我的業余文學創作。有許多讀過我小說的朋友對我說，你的小說畫面感強且很美，稍加改編就可以搬上屏幕。這不能不說是深受老師的影響了。

徐老師的影視藝術觀也是唯現實主義的。記得上世紀八九十代間，電視逐漸進入百姓家，省市縣三級大辦電視方興未艾。業界曾經就“電影與電視是同一種藝術”論斷，存在著兩種完全對立的觀點，一種觀點從電視劇的長度、電視節目的維度、電視直播的“即時性”、電視傳播平臺的快捷性和廣泛性等形態，否定電影與電視的同質性。為此，徐老師專門著文，從同樣的塑造藝術形象的手段、同是制作藝術、藝術發展的合流和從行政管理上也可見電影和電視合流的現象四個方面，論證電影與電視是同一種藝術的立場。他認為，從藝術本體論，觀眾看到的電視劇同電影一樣，是以畫面和音響為媒介在熒屏上運動的時間和空間里創造形象，以達到再現和表現生活的目的。

至于電視畫面形象所顯示出的“現在時態”，那是觀眾在接受時的一種感覺。電影被觀眾接受時，也具有這種“現在時態”的特征。畫面形態，它始終是現在時的……因此，任何畫面都是現在時的，至于肯定完成時，過去未完成時，未來時都是我們面對某些已經被我們學會看懂其含義的電影表現手段作出判斷的結果。這一精辟的論述多年之后才覺得它的深刻和深遠，老師說了這是影視藝術的魅力所在，得慢慢品味、久久論述的！

從電影和電視的發展過程而論，亦可看到二者在藝術手段方面的合流。而電視脫胎于廣播和能夠實施現場轉播的這一特點，使得電視片帶有較強的“新聞記者”的色彩，這促成了電視劇“紀實風格”的發展；加之電視每天固定的周期性地傳播時間和接受方式，給長篇藝術巨著的表現提供了極便利的條件，于是電視連續劇和系列劇就成為電視藝術特有的品種。盡管有這些差異，但從文化淵源看，電影和電視都要強調人物和環境的造型意義，它們與攝影藝術有著深遠的歷史淵源，同屬影像文化的范疇。

當今，電影制作不論采取什么樣的管理方式，最終電影會依賴電視的傳播而得到“播映面的日益擴大”的好處，進一步促進電影創作的繁榮。所以，在電影藝術史上，電影和電視的對立很快將成為陳跡，而電影通過電視傳播繼續繁榮發展，必將成為電影發展史上新的重要一章。為此，他的專業論著《影視藝術論說》，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成為大專院校同專業的首選教材。

（三）

徐老師的藝術源自于深厚的社會實踐和熾熱的情感積淀，并畢生為之孜孜不倦的追求。1965年，他從華中師范大學中文系畢業，被分配到設在當時的咸寧地區蒲圻縣下轄的羊樓洞古鎮上的蒲圻師范任語文教師。那時的他二十歲剛出頭，青春洋溢，活力四射。別看該校地處偏僻，在當時的咸寧地區中、可是數一數二的“高校”，多少鄉村學子無比憧憬的圣潔殿堂。學校旁邊有座名叫松峰的茶山，海拔不算高，是他課余和假日常常登臨賞景的最好去處，也是他每日都可推窗遠眺的美景。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一入此山，登高遠眺，眼前一片蔥蘢，惟馀莽莽，頓覺天地豁然開朗，眾山猶小，禁不往悸動心潮，激情澎湃。于是作為中文系且熱愛寫作的學生，便有詩歌、散文、小說的創作沖動，并有不少的存稿。后來由于教學的需要，也可能有學校生活局限的因素，特別是編輯校刊時，他總覺得不能只是文章的拼貼，在引導輿論上缺點什么。于是，就試著寫評論，先寫校刊“本刊評論”，后寫體育評論，繼而便是電影評論。其實，早在學校剛剛畢業時寫的、1965年8月25日的湖北日報?東湖副刊上就發表了他的電影評論處女作——《橫掃千軍如卷席——重看影片<南征北戰>》，就已經初見端倪。在蒲師的寫作，大都是為了教學相長。當時的教研室有個規定，師生一起每看一部電影，語文教研室的老師就要寫篇讀后感，用毛筆譽抄到宣傳欄《學語文》上，以啟發學生的理解。誰知寫完了第一篇，便有了第二三，一口氣一個學期居然寫了九篇，并因此成了業余影評員，且還當上了校刊先是《前哨》后改名《新蒲師》的主編。

1969年元旦剛過，學校響應地區搞“斗批改”的號召，過完春節，徐老師就被統一安排進了位于咸寧白云塔的咸寧地區向陽湖五七干校接受勞動鍛煉。四年的干校生活，他年輕，積極上進學會了全套農活技術和農民生活技巧，同時書亦未少讀，除了“馬列六本書”外，干校圖書館里的一批外國歷史書（內部版）和蘇聯小說成了最好的精神食。四年時間，他不僅整理了一本厚厚的《向陽湖日記》和詩集《向陽湖呵》（均未能公開出版），成為研究那段歷史的第一手寶貴資料，而且結識了同在干校勞動鍛煉的咸寧師范校長魏星橋，也正是魏校長的堅持，他才能重回蒲師和咸師合校后的咸寧師范，后升格為武漢師范學院咸寧分院。

這里同樣有座山，名叫鳳凰山，在這里徐老師猶如一只振翅展翼的鳳凰，在他鐘愛的理論領域不懈奮飛。主業的教課，他不斷挑戰自我，主動擔當理論性較強的《形式邏輯》、《文學概論》等專業課的教學；業余時間，他則從事影視藝術理論的系統化梳理和研究，并先后在《文學評論》和《電影藝術》等國家級理論刊物上發表專業論文，引起學界的重視和關注。1983年7月在北京舉辦的第一屆“中國高校電影課教師進修班”，作為師專教師的徐志祥，為期一年進修的看片食宿費，居然是《電影藝術》雜志社資助的，也是該屆學員中的特例之一，《電影藝術》的一次善舉，成就了我們的一位合格的高校電影課教師。

也正是徐老師在影視藝術界的影響，1988年9月，成立才五年的武漢大學新聞系，計劃開設廣播電視專業，急需影視藝術造詣深厚的教師，徐老師也就自然而然地一腳跨上珞珈山，開始了我們一段難忘的師生緣。其實，在學校時交往并不多，大都是講完課他就走了，到下次課再見面，交集大都停留在課堂上的互動和課間休息時的短暫交流。最熱烈的交流是我們班畢業宴會上，徐老師徹底放開，喝得酩酊大醉，還是班上兩位同學親自護送徐老師遠赴南湖邊的家中（當時，徐老師還住在師母工作的中南政法學院）。真正交往多是畢業之后，我在咸寧市級媒體工作，他對咸寧深懷感激之情，二十三年的青春歲月，不僅成熟了自己的理論思想，而且播下深厚的青春友誼。他曾調侃自己：一執教鞭便教“大學生”。當時，農村的孩子讀書晚，讀到初、高中畢業已經十八九歲了，在蒲師的學生大都已經成年，少數的已過二十，也只比老師小兩三歲；在咸寧師專，七七年恢復髙考，更有一幫“大學生”的年齡與之比肩。這些學生幾十年后已成一方中堅，遍及咸寧政商工學各界。所以，他每到咸寧便是一次同學的大聚會，師兄師弟眾星捧月般簇擁著他，他既是敬酒的中心，又是拼酒的“引線”，還是罰酒的判官，更是飛觴的行酒令。他不善飲，卻特別沉醉于那種自己營造的熱騰騰、熏然然的酒文化氛圍，往往是師生在推杯換盞中重溫友誼，依依惜別；師兄弟在觥籌交錯中豪情激蕩，滿意而歸。那份天下桃李的際遇，慕煞旁人。

同樣，他對咸寧這片熱土愛得深沉。退休后，每年他都要到咸寧采風，近幾年除了出版三本影視藝術專著外，還出版了三部長篇小說《天岳關祭》《藥菇山頌》和《紅豆杉誄》，分別以咸寧通城、崇陽的縣城風情為創作背景，通過小說宣傳推介咸寧。他說，我無以回報第二故鄉咸寧的養育之恩，希望有生之年能為咸寧的每一個縣（市）寫一本書，至今已出版了寫兩個縣的三本。尚有四本正在準備出版中，其中寫我的家鄉通山的《九宮山戀》，已經有了初稿。要知道已是耄耋之年的老師，且是經歷過兩次“鬼門關”般的大手術，死里逃生走過來的人，卻依然精神抖擻，豪情滿懷，又一次跟我聊起他的五年計劃：除了你家鄉的那本書，還有兩本帶研究生的專業著作，這些書不出版，哪怕多老，仍不敢死、更不能死。

這就是我認識的徐老師，永遠奔跑在藝術追求的路上，孜孜不倦，向陽生長。

? ? ?2022年12月30日于溫泉

金戈，本名金禮山，通山籍，武漢大學新聞系畢業，資深媒體人。業余文學創作，涉及多個門類，迄今在全國多家報刊發表文藝作品百余萬字，獲獎十余次，出版中篇小說集《誰是贏家》。系湖北省作家協會會員、湖北省社科聯委員、湖北省向陽湖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第三屆咸寧市高層次人才，曾任多屆咸寧市作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