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提出以來，“一帶一路”倡議在促進中國與共建國家的互聯互通和合作發展方面取得了顯著成績，成為深受歡迎的全球公共產品和國際合作平臺。展望下一個十年，“一帶一路”合作深化發展的最大潛力和亮點在什么地方？

難題：解決外部性如何內部化

中國在過去幾十年大量投資基礎設施建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例如在高速公路、高速鐵路、城市軌道交通、橋梁和隧道等領域，中國掌握了一些世界領先的技術，建立了強大的工程實施能力和較高的自主創新能力，這些優勢為中國和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的合作提供了堅實支撐。

“一帶一路”倡議以外，一些發達國家在近幾年也提出了加強與發展中國家合作的方案，比如美國在2022年啟動全球基礎設施和投資伙伴關系，歐盟在2021年宣布類似“一帶一路”倡議的基礎設施合作項目“全球門戶”。這些項目通常被認為與“一帶一路”倡議存在競爭關系，但歐美方案投入的資金規模小，對發展中國家的幫助有限。跨國基建投資的外部性如何內部化是一個難題，對此發達國家也沒有處理好。“一帶一路”合作是一個發展模式的創新，我們需要超越基礎設施本身來看外部性內部化的問題。

破局：合作模式的創新與探索

過去40年，主流經濟政策強調自由市場有效配置資源，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是一個統一的大市場，不重視發展中國家內部傳統經濟和現代經濟并存的二元結構國情，也不重視中心國家和邊緣國家如何建立互利共贏的機制。結果是過去40年的全球化模式對發展中國家的促進作用有限，一些國家的發展失衡問題更加嚴重，和發達國家的差距擴大了而不是縮小了。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帶一路”倡議帶來的是對發展模式和國際經濟合作模式的創新與探索。

第一，提升貿易總量。“一帶一路”倡議通過互聯互通，降低了運輸成本和其他交易成本，促進了跨境貿易和投資。根據聯合國商品貿易統計數據庫的數據，共建“一帶一路”國家中，十年前中國是18個國家的第一大貿易伙伴，現在這一數字升至35個，這反映了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比重上升。

第二，促進平衡發展。回顧歷史，海運和水運連接是工業經濟的重要標志，產生了很多著名的港口城市，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現代城市經濟樞紐。“一帶一路”倡議的一個重要創新是“帶”，增強歐亞內陸地區的連接，促進陸港城市的發展，助力內陸國家、地區的經濟增長。

第三，“一帶一路”合作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可以開拓新領域，帶來發展新機遇。“一帶一路”合作可以更重視供給端，不少共建國家有豐富的太陽能和風能，低成本的可再生能源是支持可持續工業化的資源稟賦。結合共建國家可再生能源供給優勢和中國的制造業能力優勢是未來的新增長點，而基礎設施投資是先導。

展望：從規模經濟到創新發展

展望下一個十年，“一帶一路”合作深化發展的最大潛力和亮點在什么地方？

一個可能的答案是規模經濟，即規模越大，單位成本越低，效率越高。按照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要素稟賦差異產生貿易需求，呈現發達國家集中于資本密集型、發展中國家集中于勞動密集型的格局。但現實中，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往往超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此外，盡管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已大幅上升，但中國作為全球制造業中心的地位反而得到加強。消費需求多元化和規模經濟效應相結合，使得即使處于同一發展階段的國家也可以通過分工和貿易來實現規模經濟效應。

作為人口大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大市場和制造業能力是“一帶一路”合作未來發展的最大基石。尤其是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大國規模優勢將會進一步凸顯，中國紡織服裝、家電電子、新能源等優勢產業能夠為共建“一帶一路”國家提供高性價比的制成品。很多共建國家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年輕的人口結構，但相對缺乏將這些要素整合起來的資本、技術與管理經驗，中國龐大的工業體系能夠通過能源、工業金屬、新能源金屬等原材料進口，與輕工業、重化工業、裝備制造業等成熟產能合作的方式，實現與共建國家的優勢互補。

規模經濟還會促進創新，而創新是提升效率、增加安全的根本保障。中國目前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數量超過2億，超過印度和美國二者的總和，從創新對人力資本的要求看有明顯優勢。中國在可再生能源、新能源汽車等領域處于全球領先地位，是規模經濟促進創新的典型例子。規模的優勢在數字經濟時代得到放大，數字產品和數字服務的邊際成本低，既促進內部規模經濟（個體企業做大），也促進外部規模經濟，即實現上下游聯系和集群效應。

（原載《北京日報》，作者為彭文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