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史記》記載了自上古皇帝時代至西漢漢武帝年間三千余年的歷史，其治史宗旨與編纂思路開創史學無數極則，滋養歷代史家靈思，故經千年而生機勃發。如此一座富礦自然引得古今學人傾心研索，兩千年來有關《史記》的研究成果層出不窮。然而，“舊題新作”最考驗學術功力。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陳其泰鉆研《史記》40余年，積淀深厚。日前，他推出《〈史記〉精華十五講》，站在新的時代高度，以敏銳的學術眼光捕捉“水之波瀾”，開辟了新視野，提出了新問題。

重新解讀《史記》“五體”的本質和功能

《史記》由“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體互相配合而成，向世人展現了一幅波瀾壯闊而又豐富多彩的歷史畫卷。對于這一宏偉創造，歷代研究者都毫不吝嗇夸贊之詞，充分肯定其創新價值，但多數從外在形式立論，未能更進一步揭示其內在本質。陳其泰認為，五體配合這一新形式的出現，實際上是人類對自身認識從簡單到復雜的體現。隨著人類對自身認識向較高層次發展，其對歷史的觀察由單一視角發展到多重視角，反映到歷史記載上，就由樸素、簡略發展為復雜、豐富。五體配合正是司馬遷在繼承先秦史學成就基礎上的新創造，體現了他的多維歷史視野，主要包括時間、人物活動、典章制度和社會情狀等幾個維度。換言之，多維視角是從哲理思考上緊緊把握住人類歷史演進的三大要素，五體配合的著史體系則是其外在形式，由此來展現歷史豐富生動的內容。

分而觀之，五體的每一項都承擔著不同的功能。這些功能看似顯而易見，實則暗含玄機。陳其泰轉換視角，從歷史編纂學角度切入，對每一項都展開深入而細致的考察，發現了一系列被忽略的問題，得出了一系列新的認識。

以“本紀”和“世家”的設置為例。以往多將“本紀”簡單歸結為帝王史，未能真正把握司馬遷的深刻用意。陳其泰認為，“本紀”乃高懸“通古今之變”的目標，綜合記述華夏族幾千年以來的演化史。它居于中心地位，是五體結構的綱領。其余四體圍繞總綱展開，一起構成華夏文明的“全史”。設若沒有“本紀”，《史記》就失去主干，歷史盛衰的大勢也會被分散的史事碎片淹沒。“世家”的設置，則是為了恰當地反映周初分封以后幾百年間出現的16個諸侯國家彼此興衰、消長這一重要的歷史局面，絕非自亂其例。上述觀察和認識，可謂別具只眼。

發現《史記》體例編排之獨具匠心

《史記》之所以成為被世代傳頌的經典名著，不僅因為司馬遷采取五體配合的恢宏架構，還得益于他在微觀層面的體例安排上嘔心瀝血。三千年史事紛繁復雜、史料雜亂無章，史家必須建構起恰當、嚴密的體例，才能化腐朽為神奇，達到渾然一體的效果。研究者只有深入著作內里，通過反復研讀和比對，才能將司馬遷如何合理安排各篇以及每一篇章中隱含的深意一一揭示出來。這恰恰是陳其泰最突出的研究特色，他從不浮于表面，而將自己置身其中，跨越時空體悟古人之巧思。比如，如何安排七十列傳就是一項十分復雜的工程，一旦處理不好，就會成為史料的機械累積，呆板無味。陳其泰指出，七十列傳總的要求是與“本紀”“表”相配合，反映出不同歷史時期的特殊性。其篇章安排的第一項原則是按照時間順序組織編次，并且大體上以各個歷史時期的人物形成單元，以凸顯歷史大勢和時代氣息；另一大原則是記載周邊各少數民族的活動和社會狀況，圍繞主體部分“本紀”中的記載展開，互相形成緊密的聯系，同時著重反映各民族與中原政權聯系不斷加強這一歷史大趨勢。

對于《史記》中一些不合體例的做法，以往研究者拘泥于形式而多有詬病。但細究就會產生疑問，《史記》整部書體大思精，司馬遷心思縝密，對于這些明顯“破例”之處，豈會輕易放過？答案只有一個：這絕非司馬遷“隨作隨編”“自亂其例”，而是運用精思、有深意存焉。比如，陳其泰指出，列傳的篇目按照時代先后來設置、安排，這是司馬遷創設的“例”，但在必要時可突破成例。《老子韓非列傳》和《屈原賈生列傳》就是典型例證。將史實相關、聯系緊密者合寫為一篇，使之互相補充，這正是設立合傳的最大優長所在。再如，《秦始皇本紀》之前“重復”設置《秦本紀》，也是司馬遷基于認識歷史進程復雜性和確切把握歷史發展走向而獨運匠心之安排。諸如此類，若不細加考索，很容易被前人誤導。

凸顯司馬遷“人創造歷史”觀念的寶貴價值

《史記》雖采用五體配合的多元結構，但整體上以人物撰寫為主。司馬遷緣何如此重視對人物活動的記載？他在撰寫人物傳記方面有哪些突出的成就和特色？這是深入理解《史記》無法繞開的兩大關鍵問題。關于第一個問題，陳其泰提出，司馬遷創立紀傳體的根本原因是時代的推動。春秋、戰國時期各列國的盛衰興滅，秦的崛起和統一六國的成功，反秦風暴的掀起，楚漢相爭及西漢皇朝的建立，漢初由經濟凋敝、社會殘破到盛世的出現——這些無數騰挪跌宕的事件，波瀾壯闊的場面，都是人的活動造成的。人是歷史的創造者，歷史著作應以記載人物活動為中心，這就是客觀歷史進程向歷史學家所昭示的結論。因此，司馬遷以無數確鑿可信、生動感人的史實證明歷史是人創造的，否定了神意創造歷史一類的說法。這是對春秋以來“重人事、輕鬼神”優良傳統的繼承和弘揚，在盛行鬼神之說和五德終始之類觀念的西漢，實屬難能可貴。關于第二個問題，陳其泰則從成功刻畫特定歷史環境的人物形象、為平民階層出身的人物立傳、記載人物與展現民族智慧等幾個層面加以提煉、總結，所論細致入微而又高屋建瓴，使人讀后豁然開朗。

要想將形態各異的眾多歷史人物刻畫得栩栩如生，離不開深厚的文學素養和高超的文字駕馭能力。展讀《史記》，書中敘事、寫人生動傳神之處，可謂紛至沓來，令人目不暇接。毫無疑問，《史記》既是一部整體“可信”的史學著作，又是一部頗具“美學”意義的文學作品。對此，陳其泰一方面從整體上加以抽象概括，另一方面選取最具代表性的篇章，詳細分析其情節刻畫、語言風格、細節描寫、議論運用以及對比手法，真正讓讀者明白《史記》的文章學價值。

思想文化視域下總結《史記》的主旨及影響

一部史書能否流傳下來，最終取決于其思想價值。《史記》各篇章蘊含著怎樣高明的史識？司馬遷是尊儒還是尊道？《史記》對中華民族文化基因的形成有哪些影響？對于這些重大問題，陳其泰以貫通千年、縱橫結合的學術視野，將《史記》置于漢代社會、文化環境以及整個中華文明史歷程中加以考察，提出諸多新的觀點，令人耳目一新。比如，他認為，司馬遷提出“通古今之變”這一命題，包含兩個層面的重要內容。一是“承敝通變，見盛觀衰”，國家政治的成敗，民心的向背，是導致朝代更迭、盛衰變化的根本原因。這一層是總結歷史上治亂興衰之“變”。二是中國由分封制向中央集權制發展，秦的統一天下是一大成功，而漢的文治武功又把中華民族的統一推向空前的規模。這一層是總結統一的趨勢不斷發展的“變”，揭示出中華民族強大凝聚力的久遠源泉。再如，陳其泰通過精密的考證得出司馬遷“尊儒”的結論，認為《史記》全書的指導思想明確貫穿了以儒家學說尤其是孔子言論作為價值取向的主要標準。與此同時，他又恰當運用比較研究方法，將司馬遷和董仲舒的“尊儒”加以全方位對比，發現了二者之間的重大差別：董仲舒獨尊儒術，是作為維護專制主義統治的手段，所以要廢百家之學；司馬遷則對同樣在歷史上起過作用的其他學派予以承認并且吸收。在他看來，尊崇當時處于上升趨勢的儒學與容納各家學說可以并包俱存，備采其長。

最值得稱道的是，陳其泰在探討《史記》對后世的影響時，跳出了單純的史學領域如史學觀念、史書體裁等，首次深入考察了《史記》對中華民族文化基因的繼承和提升。主要包含五個方面：弘揚傳統、疏通知遠；革新創造、窮變通久；加強統一、凝聚團結；熱愛和平、反抗壓迫；包容共輝、和諧有序等。任何經典都不能脫離時代而存在，都是時代的產物。司馬遷所處的西漢，是歷史上中華民族蓬勃發展的重要朝代。作為中華民族主體的漢族正是在這一時期形成，國家版圖、統一格局、典章制度、學術文化等，都呈現出厚積薄發的新面貌。《史記》的通貫和博大氣質，正是“歷史大轉折”所賦予的。因此，深入探討《史記》對民族文化基因的貢獻，充分反映出陳其泰對中華民族文化基因發展階段的精準把握。

總之，陳其泰對《史記》的研究不是“外圍式”的，而是扎根著作內部，發現了大量被前人忽略的細節。這些細節對于理解司馬遷的本意至關重要，也直接影響著對《史記》成就的判斷。《〈史記〉精華十五講》一書通過精心設計的十五章專題結構，對司馬遷的多維歷史觀念與《史記》編纂匠心進行了深刻的學理剖析，揭示了歷史編纂學發展的內在規律與深遠影響，更兼顧了對傳統史學精華在新時代何去何從的深邃思考，反映了作者對傳統史學在當代社會重煥光彩的信心，為新時代如何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如何弘揚“跨越時空、超越國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提供了極有意義的啟示。

（原載《光明日報》，作者為劉永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