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科技史的研究中，“李約瑟問題”一直是座繞不過去的“大山”。無論是正面解答還是反向解構，當代科技史著者在展開其歷史敘事時，幾乎都需要闡明其觀念與“李約瑟問題”的關系。可以說，孫小淳的《文明的積淀：中國古代科技》（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24年）一書，是近年來對這一問題的回應中最具建設性與時代特色的著作之一。

該書以“打通史前與歷史時期”“打破歐洲中心論”“超越李約瑟問題”三重視野展開論述，由此展現的不僅是視野宏闊的科技歷史圖景，更是一次酣暢淋漓的方法論思辨。作者在導言中暗示，傳統“輝格式”科技史以現代標準揀選古代知識，裁剪出一個個孤零零的“科學事實”，卻將多樣文明演化簡化為單一的進步論鏈條。在這種視角下，中國古代科技一度被打上了濃重的附庸痕跡，恢宏的渾天儀被視作托勒密模型的東方變體，精妙如《九章算術》也僅是對歐氏幾何的趨近模仿。

但果真如此嗎？作者對舊有的論調進行了條分縷析的駁斥。以魏晉數學家劉徽為例，他的《九章算術注》雖未構建希臘式公理體系，卻通過“析理以辭，解體用圖”的獨特路徑，開創了形數結合的邏輯證明傳統。而從《墨經》到元代趙友欽的小孔成像實驗，雖未論及光的波動或微粒本質，卻通過系統性變量控制驗證了光路規律。進一步，作者還借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之問，將中國古代科技文明的研究拓展到史前時代，從而展開了一幅高度豐富且獨具一格的文明畫卷。在這幅畫卷中，中華文明之河浩浩湯湯，亙古流淌，而科技是其中經久不衰的巨浪，它自洽、融貫而無須訴諸他者以自證——也就是說，其價值不在于適配西方范式，而是揭示著認知自然的多種可能。

如此一來，我們方能跳出李約瑟“滴定思維”，將科技史從“文明優劣論”的泥淖中解放出來。

關于“中國古代有無科學”的論辯實為該書精華所在。針對20世紀初任鴻雋、馮友蘭等所言“中國無自然科學”之論斷，作者提出了三個層面的反駁：首先，“科學精神”是普遍存在的，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的求真精神，也不缺“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的自然興趣；其次，“科學思維”又確有本土性與特異性，《周髀算經》的數值模型與古希臘的幾何模型形式各異，但都不失為精妙的數學表達，古代的“候氣實驗”，與近代的“邁克爾遜—莫雷實驗”有異曲同工之妙；最后，古代的科學技術生態具有整體性，不能用現代的“手術刀”將科學與技術、理論與實踐強行分割，許多曾被劃入技術物的古代遺存，從水運儀象臺這樣的大型天文儀器到都江堰等水利工程，背后都展現出悠久而堅固的科學認知。

在作者的層累式論證與引導之中，讀者逐步擺脫“李約瑟問題”暗藏的視角與兩難困境，展開以中國文明為本位的自我體認。漫長的中華文明演進史，早已向所有人展示了一條充滿生機的科技發展洪流：漢代的天官體系、唐代算學教育、明清中西會通等都絕不是僅屬于過去的古物，而是持續活躍在當下的文明基因。正如吳文俊從《九章算術》中發掘出幾何定理的機械化證明，屠呦呦受《肘后備急方》的啟發獲得了青蒿素的提取靈感，中國傳統科技思想始終流淌在現代科技的新生機體血脈之中。而“古今連續體”的認知，也反過來打開了回顧古代科技史的嶄新視角：與其追問“古代有無科學”或“為何未產生近代科學”，不如思考“傳統如何參與現代科技的建構”——而這一問題的本質，也可歸結為不斷演進的現代科技如何解釋與重構自身的來龍去脈。

從這個角度出發，中國科技的歷史敘事和未來發展緊密糾纏在一起，歷史的源流奠定了未來的根基，未來的創造也將不斷重塑歷史的圖景。科技史之異于一般史的特征由此彰顯，即其絕不止步于古物整理，而始終需要接入現代科技的洪流之中，不斷自我更新，不斷“重塑肉身”。在該書最終章“中國科學的未來”中，作者反復強調了“傳統與現代”的連接，這絕非牽強比附，而是基于深刻的方法論自覺——當復雜科學挑戰牛頓范式，量子糾纏沖擊因果律之時，傳統哲學的整體觀正為生物學提供方法論啟示。而當歷史回顧陷入自我否定的泥潭，偽問題層出不窮之際，日漸騰飛的科技實力也反過來壯大我們重寫科技史的膽魄與底氣。

由是觀之，中國科技的未來大有可為，中國科技的歷史同樣大有可為。

（原載《光明日報》，作者為魯博林，系清華大學科學史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