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底《敦煌學大辭典》（第二版）的出版，系統整合了敦煌學百年碩果，其成功經驗也為推動吐魯番學邁向學術前沿提供了重要契機。緊隨其后，《吐魯番學大辭典》編纂工作于2025年伊始正式啟動。該辭典將系統整合吐魯番學資源，確立其國際學術地位。本期特約北京大學教授榮新江撰文，回顧該辭典的醞釀歷程，聚焦吐魯番學如何在長期積累的基礎上實現突破性發展。

2024年12月，由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敦煌研究院、上海辭書出版社三家聯合主持，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名譽會長郝春文教授主編的《敦煌學大辭典》（第二版）由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2025年1月，在京舉行新書發布會。隨后，《吐魯番學大辭典》的編纂工作正式提上議程。

《吐魯番學大辭典》的編纂構想可以追溯到30多年前。1998年，由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季羨林教授主編、集合了學會和敦煌研究院眾多學者共同完成的《敦煌學大辭典》由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當時學會即有編纂《吐魯番學大辭典》的動議。2005年至2008年，我帶領團隊進行新獲吐魯番文獻的整理工作時，曾與當地文物局磋商編纂事宜，但限于當時的學術水平，考慮到與敦煌相比，吐魯番的考古文物要豐富且復雜得多，胡語文獻的種類也更加多樣，許多語種國內沒有專門人才，研究和編纂的難度較大，因此沒有動手。

但《吐魯番學大辭典》的編纂想法一直放在心頭，正是有這樣的念頭，我在2013年10月發表的《黃文弼所獲西域文獻的學術價值》中說道：“今后我們應當把黃文弼先生所獲西域各類文獻稱作‘黃文弼文書’！相信今后的《吐魯番學大辭典》一定會有‘黃文弼文書’這個條目。”（《黃文弼所獲西域文獻論集》，科學出版社，2013年）。據上海辭書出版社的會議記錄，2018年6月在討論《敦煌學大辭典》（第二版）編纂方案第五次修改稿時，再次提到編纂《吐魯番學大辭典》。2019年2月《敦煌學大辭典》召開編纂工作會議，正式提出在《敦煌學大辭典》（第二版）出版后，將著手開展《吐魯番學大辭典》的編纂工作。

1　準備：機制啟動　框架初定

隨著《敦煌學大辭典》的正式發布，上海辭書出版社提議正式啟動《吐魯番學大辭典》的編纂工作，并由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與吐魯番市文物局、上海辭書出版社三方協作，共同完成。我作為學會現任會長，受命組織這一宏大工程。從2025年1月開始，經過多方調研和可行性論證，確定大致框架和可能的撰稿隊伍。

3月11日，在北京大學召開《吐魯番學大辭典》編纂工作啟動會議，協作三方領導及部分主要編纂人員會聚一堂，確定了全書的基本框架結構、類目設計、詞條選擇、門類負責人、工作進度等，并對可能遇到的問題進行了初步討論。之后的兩個多月內，學會又在北京、上海、吐魯番、蘭州召開多次中、小型工作會議，對一些具體問題和部分門類進行商議，優化編纂團隊、細化編纂方案。主編和門類負責人分頭約請相關專家擬訂條目，并反復商議、修訂。

6月28至29日，由三方協作單位主辦、西北大學歷史學院承辦的“《吐魯番學大辭典》詞條定稿會”在西安召開，主編、副主編和相關負責人全數到會，確定按門類分工。各門類負責人和主要撰稿人就詞條選取標準、詞條歸類、不同類別的重復詞條，以及撰稿人選等具體問題進行深入討論，并對此前忽略的門類條目進行查漏補缺，進一步擴大辭典的收錄范圍。這次會議讓這部大辭典的編纂進入正常運行的軌道。

2　難度：遺存廣布　整合難題

在著手編纂《吐魯番學大辭典》的時候，我們對于這項工作會遇到的難關做了充分的評估。

吐魯番學的內涵要比敦煌學更加豐富，也更加雜亂。敦煌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是以莫高窟、榆林窟為主體的敦煌石窟及壁畫和藏經洞發現的文獻及絹紙繪畫等。吐魯番學研究的對象，從石窟寺來講就有吐峪溝、柏孜克里克、勝金口、伯西哈、烏江布拉克、七康湖、雅爾湖、大小桃兒溝等；還有高昌城、交河城以及吐魯番盆地內分布的古城遺址、烽火臺等；從文獻來說，不僅有石窟前堆積中發現的大量寫本、印本殘片，還有佛寺、衙署、驛站、烽火臺等遺址出土的各類文獻，特別是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巴達木、洋海、木納爾等墓葬發現的大量文書、墓志等，以及陶器、木器、瓦器、絲綢、毛織品等各類文物材料，其中許多類型的文物是敦煌學較少遇到的。

中國的吐魯番學研究走著一條比敦煌學更加坎坷的道路。19世紀末、20世紀初，乘中國積貧積弱、時局混亂之機，多個國家的探險隊在吐魯番大肆劫掠，石窟寺滿壁創傷，古墓葬十室九空，大量文物、文書流散于世界各地的公私收藏者手中，可以說是真正的“傷心史”。這些都為《吐魯番學大辭典》的編纂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需要動員集體的力量，協調完成詞條的撰寫。

20世紀20年代末，中國考古學家黃文弼先生孤身一人，在吐魯番從事考古發掘，獲得了少量但不乏重要的“黃文弼文書”，進行整理并在《吐魯番考古記》（1954年）中發表。新中國成立后，配合吐魯番地區的基本建設，1959年至1973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兩個墓地發掘數百座墓葬，獲得從高昌郡、高昌國到唐西州的大量文物和文書。這批文書由唐長孺先生主持的整理小組編纂成《吐魯番出土文書》，文物出版社在1981—1991年和1992—1996年分別出版平裝本10冊和圖錄本4冊，發表大量前所未見的文書，并為吐魯番文書的整理確定了規范，推動了國內吐魯番學的進步。

3　可行性：六重突破　編纂有基

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學術界整體水平不斷提升，吐魯番學研究顯著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考古發掘日新月異。吐魯番學與敦煌學不同的一點是，吐魯番地區由于氣候干燥，地下埋藏著豐富的文物寶藏。洋海墓地出土大量從史前到魏晉時期的各種文物；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巴達木等墓地也不斷出土文書、墓志，其中有些墓主是重要歷史人物；吐峪溝石窟東西兩區的徹底清理和發掘，獲萬余件文獻資料，還清理了周邊山坡上的寺院遺址，均有不同類型的文書出土；西旁景教寺院遺址的全面發掘，為絲綢之路東西文化交流提供了新資料，也獲取了德國探險隊沒有發掘干凈的文獻材料。這些都為吐魯番考古、文物、文書的研究提供大量素材，也推動了相關學科的進步。

第二，摸清海外流散文物的底細。隨著我國學者走出國門，“滿世界尋找”吐魯番出土文物和文書，幾代人前赴后繼，到目前為止，我們基本上調查清楚各國流散文物的總體情況，甚至對一些館藏的每件文物都做了登記和編目。與此同時，隨著國際交往的頻繁，國內科研單位和研究者個人，也收集積累了大量歐美、日本學者整理研究吐魯番資料的圖錄、專著等各類出版物，為國內學術進步夯實了基礎。

第三，胡語人才的培養和提高。改革開放后首批出國的學者回國任教，如北京大學的段晴教授，帶出了一批能夠自主解讀胡語文獻的人才。與此同時，不少年輕學者借助國家留學基金等項目的支持，前往歐洲高等學府學習解讀各種胡語文獻。目前我們已經擁有一支可以獨立處理吐魯番出土的回鶻語、粟特語、中古波斯語、帕提亞語、敘利亞語、梵語、焉耆語、龜茲語、藏語、西夏語、蒙古語的人才，吐峪溝新出各種語言文獻的解讀和發表就是明證。

第四，典籍文書研究的進步。繼《吐魯番出土文書》的出版，吐魯番地區文物局柳洪亮先生整理1979—1986年間出土文書，著有《新出吐魯番文書及其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吐魯番學研究院與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整理1980—1981年新出土漢文佛典，編成《吐魯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漢文佛教典籍》上下冊（文物出版社，2007年）；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吐魯番學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合作整理1997—2006年間出土文獻，編為《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中華書局，2008年）；王振芬、孟憲實和我主持編纂《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文獻》32冊（中華書局，2020年），整理了大谷探險隊劫掠而留存在旅博的兩萬六千件文獻殘片。此外，還有沙知、吳芳思編著的《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部分）》（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這些吐魯番出土文獻的整理和研究，無疑為《吐魯番學大辭典》的編纂提供了前期準備。

第五，吐魯番文獻目錄的編纂。與吐魯番出土文獻的整理同步進行的，還有吐魯番出土文獻的編目工作。這方面的成果有陳國燦、劉安志主編《吐魯番文書總目（日本收藏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年）；我主編《吐魯番文書總目（歐美收藏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還有我們完成的《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文獻總目索引》3冊（中華書局，2020年）。此外，2015年我還主持完成新疆流失海外文獻目錄，包含吐魯番出土各種語言文字的文獻目錄，雖未刊行，但為今天辭典的編纂打下了基礎，因為其中許多胡語文獻的名稱都已做了漢譯，并按號收集了所有相關的研究文獻。

第六，互聯網的助力。我們在編纂《敦煌學大辭典》“學術史”這一門類時，許多海外學者的簡歷都通過書信獲得，有些因沒有找到聯系人而沒法寫入詞條。但如今，互聯網不僅可以幫助我們獲得相關條目的研究信息，還為查找學者的簡歷提供極大的方便。

綜上，多年的學科積累與《敦煌學大辭典》編纂的成功經驗，為《吐魯番學大辭典》的編纂奠定了堅實基礎。

正如我在曾發表的文章《期盼“吐魯番學”與“敦煌學”比翼齊飛》一文中所期許的，相信通過《吐魯番學大辭典》的編纂，總結吐魯番學研究成果，必將推動吐魯番學的進一步發展，為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貢獻力量，進而改寫中國敦煌吐魯番學的“傷心史”，為中國學術增添新篇章。（原載《光明日報》，作者為榮新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