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下的散文創作中，鄉土寫作常常陷入兩種困境：一是沉溺于田園牧歌式的浪漫想象，將故鄉虛化為一道遙遠的審美風景；二是陷入城市化進程中的悲情敘事，將鄉村僅僅視為一個行將逝去的挽歌對象。成麗的散文集《文宣逸語》則超越了這兩種范式，她以一種近乎人類學田野調查般的“低處凝視”——背著相機與錄音筆重返故鄉，住進大哥重建的祖屋，走訪鄉鄰、記錄口述、溯源器物——將筆觸深深扎進鄂東南文宣村的泥土之中。通過對器物、風俗、人倫的精細復現與深情叩問，她完成了一項更為深刻的工作：在文字中重構了一個真實可感、充滿生命韌性的精神故鄉。正如謝有順所言，寫作的核心是“靈魂扎根”與“抵抗掛空”，沒有精神根據地的寫作終將蒼白無力。成麗的實踐既回應了眾多作家“故鄉是寫作的靈魂”的斷言，也以文學實踐抵抗著現代性帶來的“拔根”困境，為漂泊的心靈找回棲居之地。

一、低處的凝視

所謂的“低處”，首先體現在成麗選擇的書寫對象上。她不像史官那樣記錄王朝更迭，也不像方志編纂者那樣羅列山川形勝，而是將全部的注意力投向了構成日常生活的微小單元——火籠、蓑衣、碓臼、石磨、東司缸。這是一種自覺的視角下移，類似于福克納的做法，一生就寫像郵票一樣大小的故鄉。而且福克納的范本早已證明，小切口的深度挖掘，反而能通達更為廣闊的人心世界。

在《火與誰共》中，“火”不再是抽象概念，而是具體為火塘里埋藏的火種、寒冬里借火的艱難、火籠中溫暖學童手腳的炭火。作者寫道：“接過留有堂嬸體溫的火柴，來鳳娘滿心喜悅。嚓！隨著火柴頭與火柴盒的摩擦，紅磷與氧化劑的化學反應隨即產生一團火光，照亮了來鳳娘滿是皺褶的臉，墨黑的村莊有了一絲暖意。”這束火光照亮的不僅是物理黑暗，更是人情與希望在極端貧困年代的微光。同樣，《蓑衣歸來》中的蓑衣，承載著農耕文明的智慧與艱辛：“農人在與蓑衣的不斷摩擦中，向生活妥協，被迫接受，被迫順從，被迫適應，而后，人與物相融相諧。”成麗通過對器物制作、使用過程的細致描摹——從棕毛編織蓑衣的“五縱四橫”針法，到石磨碾壓谷物的“吱呀”聲響——為我們重建了可觸可感的故鄉。這些器物，正是她“靈魂扎根”的具體載體，讓“精神的來源地”不再空洞。

這種“低處凝視”也體現在對風俗人情的忠實記錄上。《過往之燈》從油燈到電燈的變遷，勾勒出幾代人的生活圖景；《昔年龍燈今猶在》通過舞龍燈的“下帖”“接龍”細節，展現宗族凝聚力。她寫的不僅是“事”，更是“事”中之“人”與“魂”。這種對微觀細節的執著，使得散文具備了“微觀史學”價值，也印證了福克納的啟示：真正的文學根據地，從來不在宏大敘事里，而在故鄉最細微的煙火氣中。

二、生命的韌性

成麗的散文不回避苦難，卻從未將人物簡化為苦難符號。文宣村的歷史交織著革命鮮血、政治動蕩與物質匱乏，但她始終聚焦人物身上“于泥濘中扎根”的生命韌度——這正是詩人于堅強調的“故鄉給作品以靈魂”的核心體現。他指出，“一個拋棄故鄉的詩人，你的作品也會被拋棄掉”。而成麗對故鄉人物的深情書寫，恰恰讓作品守住了靈魂，避免淪為“詞語上的游戲”。

《正嫂》中，自幼致殘的主人公撐起八口之家，堅守“細細燈盞細細熬”的生存哲學，自學識字分揀快遞；《杰哥的“三桿”》中，從“槍桿”（民兵連長）到“筆桿”（鄉黨委秘書）再到“鋤頭桿”（退休耕種）的人生軌跡，彰顯著“在逆境中拼搏，在安樂中堅守本色”的精神定力。這些人物不是抽象的道德符號，而是故鄉靈魂的具象化——他們的堅韌、善良、務實，正是文宣村歷經百年而不散的精神內核。即便是革命烈士成子英，作者也通過“骨折的左臂”“煤油裹身”等細節，讓英雄回歸肉身與信仰的雙重堅守，避免了口號式頌揚。

啞巴“狗伯”（《狗伯》）幫人做工不求報酬，來鳳娘（《火與誰共》）拉扯五子借火借米卻不喪希望，這些基層小人物如同文宣村的野草，平凡卻堅韌。成麗對他們的書寫，本質上是對故鄉靈魂的守護——當故鄉的物理形態逐漸消逝，這些人物身上的精神特質，正是“靈魂扎根”的核心密碼，也是抵抗現代性“拔根”困境的精神底氣。

三、語言的質感

成麗的語言是“低處凝視”的直接載體，她摒棄華麗辭藻，以“口語化白描”為底色，自然融入鄂東南方言——稱吃飯為“恰飯”，稱紅薯為“苕”，稱廁所為“東司”。這種語言選擇并非刻意炫技，而是“靈魂扎根”的必然要求：方言是故鄉最鮮活的文化基因，白描是生活最本真的呈現方式，二者結合讓精神故鄉擺脫了“掛空”的想象，變得可觸、可聞、可感。

寫火籠取暖的學童：“炭頭行將熄滅時，小嘴一吹，會塵灰飛揚，這時，只需一手提籠，甩開膀子，三百六十度轉動，均勻受風的作用力，炭頭一會兒就紅彤彤的了”；寫榨油坊匠人：“五人脫去上衣，赤裸上身，只聽‘嗨’的一聲，開弓箭步，一齊用力將油撞往后托起，慣性回力時順勢使力，往前一推，硬木與硬木的撞擊，‘砰’一聲巨響，山搖地動，震耳欲聾。”——沒有復雜修辭，卻讓場景與人物呼之欲出，讓人身臨其境。這種充滿質感的語言風格，既呼應了謝有順“精神的來源地必須真實可感”的主張，也讓文宣村的精神內核有了恰當的表達載體：它不似田園牧歌般虛幻，也不似悲情挽歌般沉重，而是帶著泥土的溫度與人性的暖意，成為“精神學意義上的想象空間”。

四、故鄉的重構

最終，所有“低處凝視”的細節、對生命韌度的禮贊、方言白描的實踐，都指向核心價值追求——重構并安頓精神故鄉。這一過程，與莫言、劉亮程、賈平凹等作家的創作實踐一脈相承，更暗合海德格爾“還鄉就是返回與本源的親近”的哲學回響。

成麗堅持“用一本書創造一個家鄉”，以文字為磚瓦重建了文學意義上的文宣村。這個村莊不再是地理概念，而是如劉亮程所言“家鄉是地理的，故鄉是精神的”的文學王國——它安放著對傳統人倫的眷戀，對農耕文明價值的認同，更承載著個體與家族、土地血脈相連的深刻體認。正如賈平凹“為故鄉樹起一塊碑子”的悲壯堅守，成麗在老屋坍塌、油坊停辦的現實面前，用文字為文宣村立傳，完成了“在廢墟上的重構”。

從哲學層面看，還鄉不是返回物理空間，而是追尋“存在”的本源狀態，抵抗現代性帶來的精神失序與文化碎片化。成麗筆下的文宣村，作為“一種文化和精神而存在”，其意義早已超越懷舊：她寫的火與茶、蓑衣與紅薯，不僅是文宣村的記憶，更融入了人類共通的情感——對溫暖的渴求、對堅韌的敬佩、對根的眷戀。這正如莫言所言，優秀的作家能“在故鄉的記憶里融入人類共通的情感”，讓筆下的故鄉成為全人類精神家園的象征。

當現實的故鄉回不去或面目全非時，文學中的故鄉便成為精神扎根的地方。成麗的《文宣逸語》正是如此：它以小微切口深挖細節，以故鄉人物的生命韌度守住靈魂，以方言白描還原真實，最終完成了從地理故鄉到精神原鄉的躍升。這不僅是對個人鄉愁的安頓，更是對現代性異化的抵抗，對人類精神家園的追尋——在這個意義上，“文宣村”超越一村一地的局限，成為每個漂泊者都能回望的“詩意棲居”之地。

（鄧昌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