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開年大戲《太平年》以吳越王錢俶（本名錢弘俶，后避諱改稱錢俶）納土歸宋為核心敘事，將五代十國的亂世風云濃縮于君臣博弈與家國抉擇之中。劇集以細膩的情感刻畫，展現了吳越王錢俶在“保境安民”與“固守基業”之間的掙扎。但亂世的復雜底色與權力博弈的深層邏輯，仍需依托歷史著作方能真正讀懂。在這一點上，張明揚的《臥榻之側：趙匡胤、李煜和他們的時代》（以下簡稱《臥榻之側》）一書與電視劇《太平年》的契合度非常高。

與《太平年》一致，《臥榻之側》同樣從石敬瑭割讓燕云十六州落筆，以“南北雙線、雙重視角”搭建敘事框架，以酣暢通透的筆觸還原五代十國的權力格局。這本書恰好能與《太平年》形成深度互補，讓錢俶的抉擇不再是孤立的戲劇沖突，而是真實歷史邏輯下的必然結果。

亂世之變與統一大勢

《太平年》聚焦吳越一隅的命運沉浮，而《臥榻之側》則將視野拓展至整個五代十國的全局。從郭威、柴榮，到趙匡胤、趙光義兄弟，北方政權在“以戰止戰”與“以和促統”之間步步為營；從南唐李氏到吳越錢氏，南方偏安政權在“拼死抵抗”與“納土歸宋”之間存亡兩難。這種南北對峙的整體格局，正是錢俶面臨的核心困境，也是《太平年》未能充分鋪展的時代背景。

書中對北方雄主的刻畫，讓“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的宣言更具歷史分量。張明揚詳細還原了趙匡胤從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到杯酒釋兵權、鞏固中央集權的過程，展現出一位開國君主的雄才大略與決絕手腕。北方政權經郭威、柴榮兩代勵精圖治，再經趙匡胤整合，已然具備統一天下的實力與野心?！短侥辍分?，吳越王錢俶面對北宋使者時的隱忍克制，置于《臥榻之側》的歷史框架之下，更顯其審時度勢的清醒。錢俶深知，南方諸國的割據局面早已搖搖欲墜，北宋統一已是不可逆轉的歷史大勢。

《臥榻之側》對南唐后主李煜的刻畫，為理解錢俶的抉擇提供了鮮明參照。劇中錢俶與李煜的往來，在書中有著更扎實的歷史依托。張明揚筆下的李煜，是“情種”與“君主”的矛盾結合體，他沉迷詩詞風月，缺乏治國理政的魄力，面對北宋的步步緊逼，始終在抵抗與求和間搖擺不定。書中詳細記述了南唐的覆滅之路：從淮南之戰的慘敗，到金陵被圍的絕境，李煜的優柔寡斷最終導致國破家亡，自己淪為“違命侯”，最終死于非命。

這一歷史對照，讓《太平年》中錢俶的果斷更具張力。錢俶目睹南唐的悲劇，深知負隅頑抗只會讓吳越百姓深陷戰火。張明揚在書中寫道，錢俶納土歸宋保全吳越太平，卻仍為自身安危心懷惴惴，精準捕捉到這位君主的復雜心境。

民本初心與務實智慧

張明揚直言，吳越王錢俶最識時務，對祖父錢镠留下的遺訓“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始終銘記于心?！短侥辍分校X俶在朝堂之上力排眾議，堅持納土歸宋。這份決心背后，既是對南唐覆滅教訓的深刻汲取，也是對吳越百姓命運的責任擔當。

亂世之中人性的復雜博弈，是《臥榻之側》與《太平年》的共同焦點。張明揚被讀者稱為“亂世人性觀察家”，他筆下的歷史人物絕非扁平符號，而是在天命與野心、忠誠與背叛、生存與尊嚴之間徘徊的復雜個體。書中對馮道的刻畫極具代表性，這位歷仕四朝十帝的重臣，雖被后世斥責“無廉恥”，卻在王朝更迭之中盡力守護文脈與民生。這種人性的多面性，在《太平年》的人物塑造中也得到了生動體現。

《太平年》中，主戰派將領的忠義之心與私心雜念交織，文臣的憂國憂民與明哲保身并存，這些復雜的人性側面，在《臥榻之側》中得到了更廣闊的歷史印證?！芭c其說亂世異化了人性，不如說人性才是亂世的根源。”五代十國的亂局，正是人性中野心、貪婪、恐懼與忠誠、堅守、悲憫相互碰撞的結果。錢俶的抉擇，則是這種人性博弈的極致體現。他放棄個人權位與家族榮耀，選擇保全百姓安寧，這份超越個人私利的抉擇，在亂世的試煉中更顯珍貴。

錢俶的戰略抉擇，源于對北宋地緣格局的精準判斷，更源于對吳越國前途的冷靜考量。他不執著于“正統”虛名，而是堅守以民為本，將納土歸宋視為避免戰禍、保全江南沃土的最優解。他深知，割據終難長久，百姓的炊煙與桑麻，遠比更迭的王旗更值得守護。

《臥榻之側》對北宋“先南后北”統一策略的詳細拆解，為《太平年》中的諸多細節提供了合理注解。張明揚在書中梳理出清晰的北宋統一路徑：先滅荊南、湖南，再取后蜀、南漢，最后兵鋒指向南唐、吳越。這種循序漸進、各個擊破的策略，使南方諸國難以結成有效聯盟，只能各自為戰。

錢俶的納土之舉，表面是臣服，實則是以退為進。他以一紙降表，換得吳越境內民生安定、文教延續。他清醒認識到，與南唐結盟非但無法抗衡北宋，反而會將吳越提前推入戰火。書中記載的南漢、后蜀覆滅的結局，更是印證了武力對抗北宋的慘痛代價。因此，錢俶恪守“善事中國”的祖訓，以稱臣納貢換取吳越安寧，為最終和平歸宋鋪平道路?！杜P榻之側》也由此揭開了這一抉擇背后的權力格局與歷史必然。

歷史與文藝的雙向奔赴

值得一提的是，張明揚的敘事兼具史料性與文學性。他將繁雜的歷史脈絡梳理得清晰流暢，把艱深的考據留給自己，將鮮活的歷史故事呈現給讀者。書中對高平之戰、淮南之戰等關鍵戰役的描寫，既還原了戰爭的殘酷，又凸顯了戰略決策的重要性；對“斧聲燭影”等歷史謎案的解讀，既尊重史料記載，又做出合理推演，讓五代十國的歷史成為充滿張力的人性戲劇。

這種敘事風格，與《太平年》的文藝表達形成完美互補。《太平年》以情感共鳴讓歷史可感可觸，《臥榻之側》以歷史縱深讓人物情感真實可信。當觀眾在劇中看到錢俶為百姓安寧而痛苦抉擇時，《臥榻之側》能讓讀者明白，這份抉擇不只源于個人品格，更源于對亂世規則的深刻洞察、對統一大勢的清醒認知。

五代十國到北宋統一是分久必合的歷史轉折期，也是人性與權力的試煉場。《太平年》聚焦錢俶的個體抉擇，展現了亂世中的家國情懷；《臥榻之側》則鋪展時代全局，揭示了抉擇背后的歷史邏輯。二者結合，讓這段長期被忽略的亂世歷史變得立體而豐滿。

張明揚在書中寫道，亂世之中，“生存與尊嚴”是永恒命題。錢俶的納土歸宋，正是在亂世中對生存與尊嚴的最佳平衡。這種選擇，在“城頭變幻大王旗”的動蕩年代，遠比一味死戰的虛名“忠義”更具現實意義。

讀懂《臥榻之側》里的歷史環境，既能更深理解《太平年》的敘事深度，也能看清權力與人性在亂世中的復雜博弈。歷史與文藝的雙向成全，讓我們在感受戲劇張力的同時，觸摸到歷史的溫度與厚度，這正是追劇與閱讀結合的獨特價值。

（原載《北京日報》，作者為蘇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