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峰

我向來以為，寫詩是一件極私密的事，如同在暗室里自拍，旁人未必能窺見其中真意。然而積年累月，這些零星的詩句竟也攢成了一冊《致敬歲月》，由上海文藝出版社結集出版，不免要寫些話作結。這倒教我躊躇起來——究竟該說些甚么好呢？

我寫詩，大抵始于1988年的某個雪夜。那時我初到咸寧地區文聯《九頭鳥》編輯部當編輯，借住在軍分區一個單間里，窗外雪片撲簌簌地落，屋內也沒暖氣。我忽然覺得，這雪，這冷，這孤寂，若不記下來，怕是要隨我的記憶一同湮滅了。于是便有了第一首詩，拙劣得很，如今看來，那實在算不得詩，只是一個人在寒冷中的幾聲咳嗽罷了。

因在編輯部工作的緣故后來竟寫上了癮，不僅寫詩，也寫散文、小說。我發覺，歲月這東西，看似浩浩蕩蕩地流去，實則是由無數細碎的瞬間綴成的。有時是一片落葉打著旋兒落在腳邊，有時是鄰家嬰兒夜半的啼哭，有時不過是午后陽光里浮動的塵埃——這些微不足道的瞬間，偏生藏著歲月的精魂。我捉住它們，把它們釘在紙上，如同孩童收集蝴蝶標本。

我的作品里常有“皺紋”二字。這并非我有意為之，而是皺紋實在是個奇妙的東西。它悄沒聲息地爬上人的額頭、眼角，像一條條隱秘的河流，記載著歲月的沖刷。我曾溫泉街上見過一個老鞋匠，他額上的皺紋深得能夾住一枚銅錢，每當他低頭修鞋，那些皺紋便擰成一團，仿佛在替他使勁。后來我寫了小說《梅雨》，里邊就有“深深的皺紋、油漆斑駁的門”的句子，一些寫小說的文友讀后笑我癡，說皺紋不過是衰老的標記，有何可頌？我默然。我覺得，正是這些皺紋，讓一張臉有了深刻的故事。

我也寫死亡。這并非我偏好陰郁，而是死亡本就是歲月最忠實的伴侶。表哥去年去逝，葬禮那天下著毛毛雨，送葬的人很多，當天我就寫了《悼表哥陳南海》，末句是：“表哥，明年春天／你就會在后山發芽／我們都在期盼”，寫罷擲筆，竟覺得這詩比實際的葬禮還要真實幾分。

寫詩的人大抵都有些怪癖。我的癖好是收集聲音。清晨菜市場的吆喝聲，早晨學校升旗的國歌聲和黃昏時放學的鈴聲，深夜遠處火車的汽笛聲——這些聲音在我耳中都會自動排列成詩句。有一回我為了聽花開的聲音，特意在福州的陽臺上種了幾盆花，結果得到葉兄及一群做醫藥營銷同行的夸贊，尤其是一株紅色的三角梅，像火，聲音最高，花開時掛到了陽臺防盜網外。幾盆花開得艷，我也得了首詩《我的陽臺我的花》，其中“我的陽臺很小／我的花很少／剛好夠／裝下整個春天”幾句，自覺還算過得去。

這本集子里的詩，時間跨度約莫四十年。翻檢舊作，我發現自己的詩風也在不知不覺間變化著。早年的詩多愁善感，動不動就“淚濕青衫”；近年的詩卻漸漸平靜下來，甚至有了幾分幽默，自覺是年齡原因還喜歡寫長詩。有人問我為何要寫詩，我想了許久，竟找不出個像樣的理由。若說為名為利，詩是最不濟事的營生；若說為抒懷遣興，又未免太過矯情。細究起來，或許只是因為歲月流逝得太快，而我記性又太差，不得不借助詩句來標記那些即將湮滅的瞬間。就像遠古祖先在洞穴里畫下狩獵的場景，未必是為了藝術，只是害怕忘記。

《致敬歲月》這個書名，聽起來頗為莊重，實則暗含反諷。歲月何嘗需要我們的致敬？它自顧自地流去，從不因任何人的致敬或詛咒而稍作停留。致敬歲月，不過是自我安慰罷了。但我還是要致敬，要歌唱，哪怕只是徒勞。這大概就是詩人的可愛與可悲之處。

末了，感謝家人，與夫人戀愛期間，我寫詩她為我抄詩；現今6歲的孫女梁靈秋帶3歲的孫子梁初安已會讀我的詩；叔叔京剛盼我出書十五年以上。更感謝幾十年來給予我教導與鼓勵的師友，省文聯鄢元平、劉富道、鄧一光、劉益善、趙國泰老師，陳佐松會長，咸寧市作家和詩人周輝庭、劉智毅、李專、陳金鵬，劉明恒兄、楊亞新兄、劉新兄、阿木兄、胡廣兄，梅贊、胡梅仙、龍鳴、程良德、李節、李犁、周益民、韓志、劉榮全、洪淑珍、周國平、嚴運勝、張建華、金克巴、游海、吳見知、李紅、吳林艷、洪淑珍，岳陽文友國、程均兩位詩兄等等。還有我的老板馬總、許總二位賢伉儷，給了我學習工作機會。周航教授在聯系出版社、編輯改稿、序言等諸多方面提供了足夠的幫助，特別致謝！他們都是我生命中的貴人。他們時常規勸我莫要沉迷于一些無用的應酬中，多寫詩、寫小說。正是他們的引導與激勵，使我愈加確信繼續寫作的必要性。在這個人人都忙著計算得失的世界上，總得有人做些不計得失的事罷。

是為后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