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爭的戰略著力點

理解新質生產力，首先要理解中國經濟的新環境與全球競爭發展的新趨勢，否則我們很難理解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必要性和緊迫性。這也是本書前兩章最想給大家分享的要點。

哲學上有一組詞叫量變與質變。量變引起質變，經濟上同樣存在量變與質變。當年的八國聯軍與后來的八國集團有七個重合，一個變更（奧匈帝國換成加拿大）。百年來，八強的經濟總量在全球經濟中的占比始終在50％左右，那么多發展中國家歷經百年發展，經濟努力追趕，始終收效甚微。只有中國這40多年的改革開放才真正改變了世界經濟格局，使八國集團的GDP（國內生產總值）在全球GDP中的占比從50％左右下降到35％左右。一旦中國完全達到發達經濟體的標準，世界上屬于發達經濟體的人口將翻一番。這就是中國經濟量變引起的世界經濟格局質變。

這個質變有雙重影響。對內，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意味著產業結構不斷變遷升級，雖然中國人均GDP暫且只有美國的1／6左右，但不要忘記中國是一個大國，生產力水平并非平均分布，東中西部有巨大的梯度落差，北上廣深等超級都市圈早已經達到發達經濟體的水準，很多企業和產業已經逼近世界技術前沿，甚至進入無人區。這意味著發展新質生產力已經是中國經濟自身的內生需求。

質變的另一重影響是對外的。在中國崛起之前，世界上100多年來還沒有哪個國家GDP占美國GDP的比例連續多年超過65％。根據2023年的數據，中國作為第二大經濟體，GDP總量（17.89萬億美元）已經相當于第三（德國4.45萬億美元）、第四（日本4.25萬億美元）、第五（印度3.73萬億美元）和第六（英國3.32萬億美元）的總和。目前質變的衍生反應就是，美國面對中國的技術進步，尤其是即將短兵相接的技術和產業競爭，一定會嚴防死守，這是貿易摩擦、“小院高墻”的根源。再加上我們與發達經濟體的技術落差本身也在縮小，進一步壓縮了中國引進技術后吸收再創新的空間。

為什么一定要加大力度、加快進度發展新質生產力？還有一組概念有助于加深我們的理解，那就是漸變與突變。

中國經濟本來還可以繼續按部就班地向前發展，一步步地實現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但這個世界本質上是漸變與突變的疊加，不是一條直直的斜線，而是一條波浪線，有時波峰波谷很大。新冠疫情就是一個典型的突變，俄烏沖突、巴以沖突也都是巨大的突變。地緣政治的突變會使中國更難引進尖端技術，氣候變化的突變也會壓縮人們對碳排放的容忍度。

還有一個突變來自技術。ChatGPT的問世和快速迭代，俄烏沖突中馬斯克的星鏈的突然發力，讓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新質生產力的非同尋常，這不僅關系到產業競爭力，還可能關系到經濟安全與國防安全。就像智能手機一樣，不是我們擁有14億人它就只擁有14億人的傳統手機市場，革命性新技術的突變性和全球通吃能力不容輕視。

如果中國在發展新質生產力方面不能加大力度、加快進度，中國式現代化目標的實現恐怕要面臨更大的壓力，這是2023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原來的“穩中求進”基礎上又提出“以進促穩”的重要原因。

不爭的內在邏輯鏈

理解新質生產力，我們不僅要理解新質生產力是什么、為什么要發展新質生產力，還要理解怎么做才科學。這是本書第三至第六章想重點與大家分享的內容。管理學中有一句格言：既要做正確的事，也要正確地做事。本來正確的事情，如果不能正確地做，輕則要付出不正常的代價，　重則會使正確的事情變成錯誤的。

我們不僅要意識到新質生產力的發展要加大力度、加快進度，還要著力避免欲速則不達的問題，要認真思考發展的內在邏輯。關于如何發展新質生產力，不妨借助兩組有辯證關系的概念來更深刻地理解其中的邏輯。一個是“新質生產力”與“舊質生產力”。另一個是有形之手與無形之手。

與新質生產力相對應，一定還存在“次新生產力”“舊質生產力”。它們之間的關系是什么？顯然，其關系更像一座鐵塔的塔尖與塔身、基座之間的關系，而不是風箏與線之間的關系。塔尖必須建在塔身上（“次新生產力”“舊質生產力”），塔身必須立在基座上（制度安排、新型生產關系）。

新質生產力是我們要不斷上升的，欲與對手試比高的塔尖。但我們千萬不要忘記塔尖越高，塔身必須越堅實，基座更是如此。“次新生產力”和“舊質生產力”仍然是我們生產力的基本盤。2023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先立后破”，就是基于這個邏輯。沒有房地產、建筑、交通、鋼鐵、煤炭等“舊質生產力”，不僅中國經濟很可能嚴重失速，而且也將沒有力量支撐新質生產力。“舊質生產力”不必再加大力度發展，但也絕不意味著要加大力度破掉。

林毅夫老師在多篇文章中都指出，高質量發展的前提是發展，尤其是中高速發展，因為經濟增速既影響經濟總量，又影響經濟結構。改革開放40多年來，如果年均增長率不是達到8％以上，而是2％—3％，我們的產業結構大概率還徘徊在低端。

我們要努力避免的情況就是，中央提出發展新質生產力，然后地方政府不分東西南北一哄而上，喜新厭舊。其實即便是北上廣深等有條件發力新質生產力的超級都市圈，也不必因此而犧牲城市應有的煙火氣和“舊質生產力”。

全世界多個發展中國家都在20世紀50年代經歷過“超英趕美”的產業大跨越，結果短暫的高光之后就是長久的停滯甚至崩盤。因為很多產業不符合比較優勢，沒有自生能力，國家只能扭曲資源配置，強行補貼，結果拖累整個國家的發展速度。我們一定要記得鐵塔原理，不建基座和塔身而只建塔尖不過是癡人說夢。發展是硬道理，高質量發展是新時代的硬道理，其內在邏輯一脈相承，清晰而堅定。

第二組辯證關系是創新的有形之手與無形之手。發展新質生產力，關鍵就是創新。能不能創新，尤其是能不能高水平地創新，是新質生產力能不能大發展的命門。這也是在中國的五大新發展理念（創新、協議、綠色、開放、共享）中，創新排在首位的根本原因。

眾所周知，創新既有市場化的力量（即無形之手，用價格信號引導資源配置），也有行政化的力量（即有形之手，用政策體制引導資源配置）。在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問題上，這兩個創新之手的辯證關系非常清楚，必須以市場化創新為主，行政化創新為輔。

因為新質生產力既包括戰略性新興產業，也包括未來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有一定的可知性，但仍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因為技術路線永遠是動態的。未來產業本身就有巨大的不可知性。就人類迄今為止的探索來看，對于有高度不確定性，尤其是不可知的問題，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交給市場，這也是新質生產力所對應的新型生產關系的核心。因此，中央給出的建議就是深化經濟體制、科技體制等改革，打通生產要素流動的堵點卡點，建設一個高標準的統一大市場。

相比之下，行政力量、舉國體制主要用來攻克方向與路線都已經十分確定的基礎創新，絕不是將所有創新都交給舉國體制。即便需要舉國體制，中央的用詞也是新型舉國體制，也就是融合了市場化力量的舉國體制。比如國家通過成立投資母基金的方式支持特定產業的發展，而未必是親自下場搞研發。

因此，新質生產力所要求的創新就像一輛自行車，后輪是動力輪，要交給市場這個無形之手，以應對不確定和不可知的問題。前輪是平衡輪，要交給政府這個有形之手，以應對市場失靈問題、發展失衡問題和方向問題。新質生產力的創新一定是雙輪并用。

當然，理解新質生產力需要閱讀的文章和需要理解的邏輯還有很多。比如人才和資本。沒有人才，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做，新質生產力的創新不是人多力量大的問題。沒有資本也不行，科學家做實驗，企業家做投資，都離不開資本投入。同時，資本回報也是企業家和科學家的重要動力，不能指望大家都只靠情懷做事。因此，新質生產力強國一定對應著教育強國、金融強國、統一大市場和基于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為此，我們要大力度推進教育改革、戶籍制度改革，大力提升社保與醫保流轉便利度，還要加快資本市場的建設，尤其是放眼世界，面向未來，　融合全球的人才資源和資本力量，為中國新質生產力的創新所用。因為篇幅關系，不再贅述。

本書最后一章聚焦于對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解，因為新質生產力是高質量發展的著力點和內在要求，但不是目標。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只有深刻地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特點、內涵和要求，才能更好地理解新質生產力的戰略價值和基本邏輯。

（原載《天津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