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航

梁峰的詩集《致敬歲月》，迎面撲來的是一種“大敘述”氣息。禮贊祖國、放歌時代、頌揚英雄，題材宏闊，情感熾烈，讀者仿佛重返到一個旗幟高揚、信念如鐵的抒情年代。且慢，若以此來定義梁峰的詩歌創作，那你就會錯過它動人的微光。梁峰在紀念碑前的“致敬”，實則是在悄然進行一場獨特的抒情考古，他鐫刻的頌詞，是深入歷史“褶皺”之后的執著，呈現的是生活的“肌理”。宏大的時間骨骼上，融觸的是那些微小、帶著銹跡與裂痕的生命印記。大與小、光與影辯證并行，構成《致敬歲月》超越單純頌歌的豐富意蘊與藝術張力。

梁峰是一位時代的真誠歌者。《黨旗頌》、《國旗頌》、《泱泱華夏》、《歌我中華》等詩篇，激情飽滿地勾勒出民族復興的壯闊圖景，語言奔涌，意象璀璨。他詩中的歷史并非抽象的，概念也不死板，而是通過時間塵埃來點畫出歲月的“褶皺”痕跡。《黨旗頌》中那“鮮紅的旗幟里藏著一百年的力量”，這力量并非空洞的能指，它被具體化為“那些針腳是母親在煤油燈下縫補的歲月／每一根線都穿過彈孔與鮮血。”黨旗的“褶皺深處”，蕩漾著“南湖的水紋”，沉積著“雪山草地的英勇傳奇”。如是，宏大的黨史就被還原為無數具象而充滿質感的細節：母親的針線、煤油燈的光暈、行軍的足跡、窯洞的運籌，從而使其詩篇中的歷史與結論具有可感的體溫和生命交織的堅韌。

梁峰說他在詩中喜歡用皺紋一詞。這種對“褶皺”的執迷，在《英雄紀念碑》中達到一種悲愴的極致。英雄的倒下，被描繪為“草根從此吮吸著未冷卻的血”，沖鋒號聲在“巖縫更遠處嘹亮”，而“黎明的石頭上不斷開出潔白的茉莉”。紀念碑的莊嚴，建立在泥土與鮮血交融的“悲壯畫卷”之上，它紀念的不僅是勝利，更是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上甘嶺”般的具體犧牲與堅韌。梁峰的“致敬”，因此避免了浮泛的禮贊，而成為一種深情的“考古”，讓歷史重現肌理，讓記憶重新呼吸，讓抽象的時間在具體的物象（彈孔、血痕、草根、茉莉）中獲得可觸可感的質量。

如果說對祖國的致敬是向遼闊時空的遠眺，那么對家鄉的吟詠則是向生命源頭的回溯。在“致敬家鄉”一輯中，梁峰的筆化身為一把精細的考古刷，小心翼翼地清理著個人與家族記憶的層層積淀。他的家鄉書寫，超越了單純的田園牧歌或風物描摹，成為一種深度的“記憶考古”。

《咸寧，我深愛的家鄉》中，桂花的香氣從“五百年前的枝頭”飄來，土地里回蕩著先烈何功偉、錢亦石的吶喊。《咸寧的橋》更是將橋作為穿越時間的甬道：汀泗橋的裂紋里燃燒著葉挺獨立團的怒吼；賀勝橋的倒影中，北伐軍的進攻“碑文便滲出墨跡”。橋，連接著此岸與彼岸，也連接著今朝與往昔，成為歷史年輪的橫截面。在《四十五年的門扉——致嘉魚縣環城中學80屆同窗》中，記憶的考古則指向更私密的生命層：“課桌的刻痕還在蔓延　／　漫過眼角的溝壑”，同窗的重聚被喻為“用白發撰寫新的學生證”。時間掠走了青春，卻遺落了“記憶的珍寶”，詩歌用來打撈這些沉入意識深層的碎片。

最具考古學隱喻的或許是《父親掌紋里的傳承》。父親的掌紋與麥田的阡陌“相接成河”，鋤頭叩醒泥土的剎那，能聽見“蚯蚓提前翻出年輪”。當“我”接過父親的鐮刀，“指紋與老繭重疊的剎那”，感受到的是血脈與勞作傳統的隱秘傳遞。父親的掌紋，就是一部微縮的家族史與農耕文明史，詩歌在此成為解讀這部無字天書的銘文。梁峰對故鄉的“致敬”，因而是一種認領與溯源，是在現代化疾馳的列車上，不斷回望并確認那些構成自我根基的、深植于泥土中的文化DNA。

在“致敬人生”與“致敬自然”的篇章里，梁峰的抒情考古學轉向了對普遍生命狀態與存在哲思的勘探。他不再僅僅挖掘外部歷史與記憶，而是審視內心世界的溝壑與自然萬物的紋理，在裂隙中尋找照亮生命的光源。

《一生》宛如一部高度濃縮的個人生命史，充滿現代性的紛擾與斷裂：“地鐵隧道吞下我二十二歲的月光”“房地產和酒廣告攻占了所有站牌”。在時間與空間的擠壓下，個體感到“我的脊椎尚能彎成問號”。然而，正是在這“裂隙”處，對意義的追問得以發生。《貪欲就像永遠裝不滿的碗》以驚人的意象，將欲望的本質考古為一只不斷生長、吞噬一切卻永不滿足的碗，其釉色剝落處露出“青銅的獠牙”，碗底沉淀著“一只永遠饑餓的眼睛”。這是對人性深層結構的犀利發掘。

在面對自然時，梁峰同樣善于在完美的表象下發現深邃的裂隙或堅韌的生存。《殘荷之生命喟嘆》中，冬日殘荷的“身形佝僂在寒風中瑟瑟發抖”，但它“從不輕易表露內心的傷”。詩人從中領悟到“一切的榮和枯皆是輪回的無可奈何”，并誓言“要向荷學習死亡／即便枯萎也要做湖面一梭小船”。荷的枯敗，在此被考古為一種關于生命尊嚴與循環哲理的密碼。在《三江源之光》等詩作中，他對山河的贊美，也緊密聯系著生態的脈動與文明的源流，是一種對自然肌體與文明根系的綜合勘探。

詩集《致敬歲月》，梁峰建立起的是一種獨特的詩意“抒情考古學”。拒絕浮光掠影的概括，執著于深入對象（國家、歷史、故鄉、人生、自然）的肌理、褶皺與裂隙，通過意象的發掘、細節的還原與情感的灌注，使被時間覆蓋或被概念簡化的事物重新獲得具體的、可感的、充滿張力的生命。他的“致敬”，因此不是仰視的禮贊，而是平視甚至內窺的勘探；不是結論的宣示，而是過程的呈現。這使得他的詩歌在宏大主題的書寫中，保持了可貴的個人體溫與生命質感。當他在《泱泱華夏》中歷數錢學森、袁隆平、黃旭華等民族脊梁時，不忘錢學森解開的是“太平洋的方程”，密碼是“岳母刺字的毛筆”；不忘袁隆平在稻田里“彎腰拾起饑荒年代的花粉”。國之重器的光芒，源自無數個體在專業領域內具體而微的、近乎偏執的專注與付出。這既是歷史的真相，也是詩歌的力量——將光環分解為無數跳動的心火。

梁峰在《后記》中坦言，寫詩如同“標記那些即將湮滅的瞬間”，害怕忘記。對抗時間，保存文明，這正是考古學的初心。他的詩集《致敬歲月》，便是一座由語言構建的、精心保存著個人與集體記憶的“紙上博物館”。在梁峰的詩里，宏大的歲月被分解為無數帶著皺紋、掌紋、淚痕、花香與鐵銹的瞬間；而“致敬”，則最終成為對一切復雜、真實、堅韌的生命存在本身的最深情的辨認與銘記。生命個體的經驗與民族發展的歷程，在梁峰的詩中遂逐漸抵達本真。